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第一部分 罢工的历史
我们的公司 它的特点 三年的斗争
班达斯冷轧（Laminación de Bandas en Frío〔S.A.B. - A.H.V.〕）位于比斯开省的埃切瓦里（Echévarri），距毕尔巴鄂市中心四公里，毗邻圣塞巴斯蒂安的主干道。那里是内维翁河（Nervión）的流域。四百米远处是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S.A. Basconia）的旧址。
1955年班达斯厂区动工前，这块约六万平方米的土地都是农户住房和菜园。如今，这片地区已经成为工厂，变成了内维翁河流域最重要的工业园区，约有两万名工人。当地汇集着西班牙凡士通（Firestone Hispania）、艾德萨（Edesa）、圣米盖尔纺织（Talleres San Miguel）、几内亚兄弟（Guinea Hnos）、普拉德拉兄弟（Pradera Hnos）、塞布拉斯蒂卡（Ceplástica）、帕克尔（Parker）、梅塔卡尔（Metacal）、巴斯科尼亚（Basconia）、圣安娜德伯卢埃塔（Santa Ana de Bolueta）等公司。
班达斯所在的土地归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所有。巴斯科尼亚与比斯开高炉各出资一半购置厂房设备。班达斯是合资开的，因为当年国家允许一家公司开发冷轧设备，另一家公司进口机械，而市场不够大，容不下两家工厂。因此两家公司决定合资建工业园区。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比斯开高炉董事会
名誉主席：
维克多·查瓦里（特里亚诺侯爵）
阿方索·楚卢卡
主席：
胡安·德·阿吉雷
第一副主席：
佩德罗·卡雷阿加（卡达瓜伯爵）
第二副主席：
佩德罗·冈达利亚斯·乌尔吉坷
董事
埃米利奥·阿尔米尼奥拉 奥古斯丁·里奥那
胡安·安东尼奥·阿兹那 伊格纳西奥·穆古鲁萨
威廉·克隆奇 诺曼·奥巴德
加布里埃尔·查瓦里 何塞·奥拉瓦里
何塞·马努埃尔·德尔克劳斯 马努埃尔·奥尔多涅斯
阿尔·埃博索尔 阿方索·阿尔卡拉·加里亚诺
佩德罗·加林德斯（皇家阿普雷西奥伯爵）
胡安·马努埃尔·冈达利亚斯 伊格纳西奥·萨图鲁斯特吉
安东尼奥·加里格斯 查尔斯·施瓦茨
罗伯特·格雷厄姆 胡安·安德烈斯·马尔多纳多
菲利普斯·霍金斯（比利亚贡萨洛伯爵）
恩里奎· 伊瓦尔维亚 何塞·玛利亚·祖比利亚
格雷高里奥·伊瓦拉 何塞·马努埃尔·祖比利亚
威廉·郎（祖比利亚伯爵）
秘书长：
胡安·玛利亚·戈亚罗拉
执行委员会：
主席：
伊格纳西奥·穆古鲁萨等七名委员
经理：
费尔南多·塞拉诺
恩里奎·加西亚·拉马尔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席：
佩德罗·冈达利亚斯·乌尔吉坷
董事
卡西尔达·安普埃罗（圣费尔南多·德·巴雷拉侯爵夫人）
华金·加丹·德·阿拉 路易斯·米奥塔
恩里奎·莱克利卡 佩德罗·安普埃罗
何塞·冈达利亚斯 埃斯特万·莫兰
费尔南多·龚德拉
秘书：
路易斯·艾萨卡
自1962年以来，巴斯科尼亚持有班达斯66%的股份，因此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费尔南多·龚德拉·拉苏尔特吉（Fernando Gondra Lazúrtegui）以一种直接又特殊的方式，掌管着我们公司。他的职务如下：
巴萨乌里有限公司主席
莫雷诺里奥哈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农具有限公司秘书
航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北方白云石有限公司董事
内维翁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制铁（梅塔卡尔）有限公司董事
西班牙电解炼铁公共事业公司董事
纳瓦拉海泡石有限公司董事
毕尔巴鄂银行董事
洛芙拉铁路公司董事
萨维罗煤业及附属有限公司董事
特科那顿有限公司董事
金板（西班牙）有限公司董事
[1]
资本：来源、走向、收益
班达斯的建设成本是多少？这家公司现在市值多少？谁为它出的钱？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变法则，班达斯就是工人们为少数人的利益用血汗筑成的。在内战后的几年里，直至1958年“稳定计划”开始，钢铁生意都相当红火，这首先要归功于铁的黑市。
以巴斯科尼亚的总经理龚德拉为例，算下来，他每年能把三千万比塞塔收入囊中。与所有的钢铁生产商一样，巴斯科尼亚对每公斤出售的铁都会“回手”补贴，如此可以算出，班达斯每年的实际销售额达到了数十亿比塞塔，利润也是天文数字。但这又和巴斯科尼亚的工人有什么关系呢？
多年来，工人拿着填不饱肚子的工资。公司到头来还要解雇我们，赶走老的和“没用”的。在1962年的巴斯科尼亚罢工中，大家发现有212人的年收入少于两万两千比塞塔[2]，这可是年收入！正是这些工人以辛勤的劳动，在破旧不堪的厂房里创造出了巨额利润。为了淘汰工人，1965年公司强制退休了315名工人，同时政府还批准了公司的“危机方案”，允许它开除了九百多名工人。
除了董事们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龚德拉的财产估计超过十亿比塞塔，很大一部分存在了国外银行）和股东们永远丰厚的红利外，巴斯科尼亚还通过变相投资建立了庞大的准备金和秘密基金。1959年，它进行了二次发售，股东每持有一股旧股可获得三股新股。它还投资了十多家公司，而且都占股一半以上。
比斯开高炉的情况也类似，虽然这家公司的超额利润似乎都凭空消失了，因为多年后发现，它无法翻修庞大老旧的设备。
这两家公司为了建立“班达斯冷轧”，投入了约二十五亿比塞塔。班达斯的净值日后大幅增长，远远超出了这个数。为了估价，我们可引用最近几年公司采购的设备价格的近似值[3]：
电解镀锡生产线………………………190.000.000
两台热镀锡机…………………………40.000.000
九台退火炉………………………… 30.000.000
扩建酸洗设备……………………… 30.090.000
布利斯车床…………………………170.000.000
（辛辛那提）磨床………………… 12.000.000
镀锡铁分选机…………………………5.000.000
镀锌生产线…………………………220.000.000
表面冷轧设备的厂房……………… 85.000.000
总计…………………………………782.000.000 |
必须牢记，大部分费用是由未分配的超额利润支付的。
巴斯科尼亚因为产品质量低劣、无法遵守交货时间和交付数量等等，常常搞砸商业订单，所以班达斯对它非常重要。班达斯算是旧驴卸下石磨待宰前，等着换上的新驴。但班达斯的经营活动只占比斯开高炉的商业活动的不到10%。因此，当巴斯科尼亚在1962年恰逢其时地收购了高炉的16%股份时，在班达斯的占股达到了66%，高炉占股则为33%。通过这项收购，巴斯科尼亚接过了班达斯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商务官等职务。
班达斯于1959年中开工生产。它的生产范围包括冷轧板和冷轧带钢、镀锡铁皮、电解薄钢板和镀锌板。它是（伊比利亚）半岛市场上唯一生产这些材料的生产商，冷轧板除外，因为1966年后，恩希德萨（Ensidesa）也开始生产冷轧板了。我们都知道垄断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垄断能产生多少利润。
根据毕尔巴鄂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班达斯的年产量（1764年数据）如下：
冷轧金属板……………… 135.000
镀锡铁皮……………………50.000
电解镀锡白铁………………60.000
镀锡金属板…………………45.000
总计……………………… 290.000吨∕每年
（这些数字尚未完全核实，但可以作为参考） |
这意味着销售额达到了近四十亿比塞塔。每吨的平均成本价格约为一万比塞塔，所以总成本不会超过三十亿比塞塔。为了估算利润，只需要做简单的减法就行了。现在不难理解，在大量钢铁生产商蒙受亏损的那些年里，巴斯科尼亚是怎样扩张、快速摊销、偿付贷款，同时又保持利润的。下表中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 公司名称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1964 | 1965 |
1966 |
| A.H.比斯开 | | |
11 | 10 | 6 |
0 | 0 | 0 |
0 |
| 杜罗 费尔盖拉 | 12 | 9 |
10 | 10 | 7 |
4 | 0 | 0 |
0 |
| 巴斯科尼亚 | 30 | 14 |
14 | 14 | 12,5 |
12,5 | 12,5 | 12,5 |
10 |
| 圣芭芭拉 | 8 | 8 |
8 | 7 | 7 |
0 | 0 | 0 |
0 |
| 埃切瓦里 | 13 | 12 |
11 | 14 | 13 |
12 | 12 | 12 |
— |
| 锁业联合 | 21 | 19 |
18 | 18 | 16 |
15 | 14 | 14 |
— |
| （取自1965年毕尔巴鄂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 |
看来赚到钱的不只有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
“全能者”
如今，在半岛上有七家大型银行：中央银行、西班牙信贷银行、乌尔吉坷银行、西班牙美洲银行、桑坦德银行、比斯开银行、毕尔巴鄂银行，它们以直接的方式，或通过在其它银行的共同董事，实际控制了全部现有财富。
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因为这些银行在名副其实地管理国家的全部金钱。公司为了获得投资用的资金，就要向银行请求贷款，因此受到它们的绝对控制。
这种依赖关系导致七家大银行的一百五十名董事，同时在各行业龙头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石油行业27名；电力行业43名；水泥行业38名；化肥和化学品业25名；制糖业8名；钢铁业37名等。
至于我们埃切瓦里公司的所有者，也就是比斯开高炉和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也早已跻身大银行的全能家族了。下图展示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共同董事的关系链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紧密的关系使两家公司的所有者可以轻易获得需要的财务支持。当然了，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了。
金钱掌管政治生活
然而还不止这些。这种经济力量也完全支配着当前的政治体制。这就解释了为何近几年，上述公司难以为继的时候，政府一再站在了少数人一边，不仅动用镇压机器，还向人民滥收苛捐杂税，尤其是加重最穷苦人民的负担。
通过所谓的“协调”，钱从社会转到了资本家手里。同时按照公司和政府的协定，国家向它们发放了总计数十亿的贷款。例如在1965年，比斯开高炉获得了43亿比塞塔的贷款（在十五年内偿付）用于设备的现代化改造，最近巴斯科尼亚也拿到手5亿。
迄今为止，现政权已经向钢铁业提供了超过450亿比塞塔。
此外还有美国资本的支持，包括美方的贷款、美方参股比斯开高炉28%的股份、从美方进口冷轧机械设备的优惠条件。
但是，剥削者的实力和盟友还不止这些。1907年成立了一家协会，叫“钢铁业贸易中心”，1940年后改称“钢铁业中心”，由众多从事相关行业生产的公司组成。它的成员享受的好处有：一，产品制订共同价格。二，获取订单，根据成员的分工和产能分配订单。三，最重要的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此维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或者在必要时新设或提高关税，避免一切可能更大的竞争。
它的董事会中有十一家钢铁公司和相关产业的代表，总共二十六人。其中就有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的代表。
为了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本书叙述的许多内容，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西班牙国家的政府部长卡米洛·阿隆索·维加[4]也在“钢铁业中心”担任职务。
这些介绍是为了使我们对半岛上的剥削者有些浅略的认识。
我们的罢工并不是针对某些人或者某家公司的孤立战斗。权力与财富的集中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实质，工人阶级在我们的罢工中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
对于资本的力量和它伸进社会中的手，我们只做了简要回顾。
现在该谈谈我们班达斯的工人，还有我们短暂却意义重大的历史了。
我们创造的财富
如上文所述，这家工厂于1959年年中开工。那时只有七十名工人。职工人数迅速增加。到1960年初，车间和办公室职工、技术人员加起来达到了五百人。到了1962年，厂房新增的设备需要人手，但我们人数还是维持在七百人上下。工种的大致分布如下：
车间工人 ........................... 560
办公室职员 ...................... 70
专家、工程师等...................... 70 |
我们的背景如下：七成来自加利西亚和西班牙各地，按人数比重的排序是：布尔戈斯、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莱昂、莱万特。另外三成来自全国其它地区。[5]
我们的收入
到了1962年，我们的收入只够得着最低标准，顶多加点微不足道的奖金。所有收入加在一起，平均每月不会超过两千五百比塞塔。1962年，公司经理胡安·艾罗多伊签署了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公司的集体协议。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直接控制公司所有的重大经济事宜（线材的进货、销售、财务、会计），作为补偿，艾罗多伊在预算上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我们认为，归他管的东西就和工资预算一样微不足道，不会超过总开支的4%。
在这份协议中，工资和奖金相比以前提高了。比方说，法定最低工资是36比塞塔，而小工的工资定到了71比塞塔。奖金（后来成为了冲突的直接原因）在工资中的占比开始提高，（假如按最大产量计算的话）大约有40%到70%。随着这种制度的建立，公司订下了荒唐的指标。为了提高产量，公司还频繁抬高指标。就拿小工来说吧，1962年那会儿，小工每月大概能拿两千两百比塞塔，按照工作量还能拿八百、一千、一千二比塞塔的奖金（后来随着工资增长，奖金也相应增长，成为了我们收入的基本部分，但随意克扣奖金的情况也严重了）。除了收入上的变化外，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标准（所谓“能者多得”的分配方式）把每月产量和工资挂钩。我们通过它到手的数目大概占了我们总收入的20%到35%。当然了，由于我们的过度劳动提高了产量，公司才是最大的获益者。
这份协议于1963年7月到期。到了10月，公司开始新的劳资谈判时，艾罗多伊已经不是班达斯的经理了。
巴斯科尼亚（当时已持有班达斯66%的股份）任命董事会成员米奥塔担任我们公司的新代表。虽然当时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还没上任运营经理（这才是掌握实权的位置），此人已经是龚德拉的真正代理人了。
在资方和公司代表团的会谈中，希斯内罗斯表现出了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在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用老办法拖延谈判时间：要求提交更多的报告、修改提案、重新答复、重新研究……最后，大家都觉得协议马上要签下来了，希斯内罗斯却说公司一分钱也不掏。龚德拉心意已决，才不签什么合同。本来应声附和签协议的专家们也俯首听命。说实话，考虑到公司不给我们应得的增产奖金，拒绝了工人的各种要求，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然后在1964年5月，我们举行了第一次罢工，为期十五天）。
其实巴斯科尼亚另有打算。公司换了一套作风，觉得工人以前工资太高了，开始莫名奇妙削减我们的收入。
他们玩弄计件工资的标准——这一标准完全由他们制订，而且不容质疑——减少我们的到手数目，直到分文皆无。
因此，尽管1964年8月劳工代表团（la Delegación de Trabajo）颁布为期两年的《强制性规定》（la Norma de Obligado Cumplimiento）后，我们的工资增加了16%，实际到手却减少了。这有两个原因：一，由于新的工资制度，我们的工资会减少20%到30%。二，16%的工资增长仅仅弥补了生活成本的提高。
随后在1965年8月，根据上一年度生活成本的上涨，他们对工资进行了新的调整。《强制性规定》给出了新一年度的规定。由于公司拒绝接受比斯开高炉指示的增长率，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局面后，公司决定工资提高15.3%。
这里鲜明地反映出，我们在1966年的实际收入要低于1962年。因为产量大幅提高，我们的工作量也同比例增长了，而假装我们没多干活，不给奖金，等于不折不扣的掠夺。
除此之外，资方还不承认许多工人的专业职称、拒不支付奖金、不顾工作环境有毒有害、增加无偿的工作量等等。
人员管理
以上是工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系的恶化，还要更厉害。
在艾罗多伊任职期间（当然剥削制度没变），公司施展“人道主义”手腕，于劳资之间营造“和平”关系。艾罗多伊（在他的脑袋里）希望公司上下都处在“和睦”当中。为此，他使用了新资本主义的伎俩：工人也能通过生产得利，公司向员工公布经营情况，采用弹性工作纪律。他不让工头严厉管人，反而要求善待工人。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但我们在资本主义最底层位置仍然没变，无论这个资本主义是野蛮还是“文明”的。
随着艾罗多伊离职和米奥塔上任，情况开始变化。我们的收入逐渐减少了，同时人员管理方面也开始变糟。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来之前，我们主要受经济上的压迫。他一当上运营经理，警察制度就深入到了公司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那时起，公司对工人的要求置若罔闻。不管犯了什么小错，都要不公平地严厉惩罚工人。为了打破剩下的希望，他们无视了许许多多的申诉。部门负责人拒绝签署提交给他们的申诉副本，叫我们无法证明自己提出了申诉，或是要求得到答复的期限。
提交的抗议和申诉少说几百份，还没算上大量的法院裁决。
下面是一些仍未解决的工人诉求：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主席先生
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enlace）代表电气维护部签字
鉴于：
根据劳工代表团与审议委员会批准的班达斯冷轧工会集体协议，我方要求引用第29条：
第29条：“工作量评估的审查”。对于不同工作的劳动价值，应当在评估中视情况决定，例如：
甲．机械化程度
乙．操作方式
丙．影响疲劳程度的条件
丁．工作量及其它
公司的设备增加了62.2%，而维护人员减少了60%，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公司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引用上述条款进行评估。
技术数据：
自1962年以来增加的设备。
第二套表面冷轧设备。
布利斯车床。
磨床55台。
热镀锡机器2台。
镀锡电解制备生产线。
镀锡电解生产线。
再分拣生产线。
镀锌生产线。
起重机（C/A） 5台。
1962至1965年 1966年
15台工厂设备 24台工厂设备
28名正式电工 21名正式电工
1962至1965年工人类别 1966年工人类别
一级工 10名 8名
二级工 15名 4名
三级工 3名 9名
签名
致省劳工代表先生
尊敬的先生：我们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谨代表班达斯冷轧电器维护部、电力部、总维护部员工，
鉴于：
1964年以前，公司为了大修，会安排员工休假，在夏天进行三轮（以半个月为一轮）的设备停车。
期间，我部门都会投入全面维修，而公司为我部门员工提供最高额奖金。
但自1965年起，在没有事先告知我方代表团的情况下，公司为了提高产量和效益，停发了我部门的奖金。
因此，现在根据机器停车的时间以及管理部门指示的日期，在全年里的各时间段进行设备维修。
由于上述原因，我部门工作人员的收入减少了。
经我方代表团提出正当要求后，公司承认我们有权得到补偿金。
公司给出了大致金额，承诺每六个月发一次，我方代表团同意了。但是半年后，公司并没有给钱。
无故拖延四个月后（此事引起了强烈不满，甚至导致了两个小时的停工），公司同意支付一笔钱，数目与先前商定的相近，同时称我们的要求是不合规定的。
代表团表示从没听说有哪门子规定，公司不早答应给补偿了吗。
双方同意研究尚有争议的规定。但公司没有遵守承诺，还强行拍板，只给我们原定金额的46%。
又过了半年，此事仍未解决。公司代表团和工人达成一致，不接受资方随意打破约定，公司必须支付原定的补偿金。
因此，我方要求您承认我们的权利，责成公司发放原定的金额，或者恢复到与1964年相同的工作制度。
上帝保佑您健康长寿。
签名：公司代表团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主席先生
签名人为镀锡车间员工。
本文是为紧急告知公司管理层以下内容：
此前，本车间同其它车间都配备可靠专业的辅助工。
但去年7月12日以来，公司告知这一岗位取消（已经执行），迫使我们把原岗位的工作分配给剩下的同事。
这项指令违反了《钢铁业工作条例》中关于职务的内容，以及集体协议中相应的条款。因此我们声明，我们不会接受原本属于辅助工的工作，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求恢复这一独立岗位。
我们要求公司管理层解决我部门人员不足的问题，不得随意撤销岗位，立即填补人员空缺。
假如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将上报主管机构。
谨此致谢。
1966年7月14日
致电气维护部总工程师先生
鄙人自1965年以来一直担任高级职称的电气维护部电工助理。根据班达斯冷轧工会集体协议第89条，我要求重新评定我们的职称，一并下发拖延至今的工资。
66年9月26日于埃切瓦里
致冷轧公司代表团
签名人为平整机设备部门员工
鉴于：
我们希望复核职称评定，因为设备经过了改动，因此操作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还要求复核生产奖金。
同日，我们已告知部门的总工程师先生，但他不想负责此事。
因此，我们已履行合规程序，
故我们请求：
告知管理层我们希望职称评定通过，以及下发生产奖金。
谨此致谢。
66年10月26日于毕尔巴鄂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
因工人提出大量要求，为履行职责，我们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致公司代表团：
工人们对现任社会秘书处负责人卡尔巴乔先生的态度深感不满。他的诸多行为危害了公司工作安全，尤其是在工作时间喝酒。我们认为他的态度极其随意，违反了1963年11月25日省劳工代表颁布的《内部规章条例》（el Reglamento de Regimen Interior）中的条款，其中第十四章第220条对饮酒做出规定：“禁止在工作场所中饮用任何超过半升以上含有酒精的饮料”。
对于省劳工代表所颁布的上述条例，工人们未得知有任何变动。但有几次，几名工人把不超过半升的红酒带进工作场所，公司扣了他们几天的工资。而在公司食堂里，工作时间为早八点半至下午四点半的员工却可以在就餐的半小时里无节制饮酒。也就是说，遵守制度的人受到了惩罚，而公司又允许工作时间随便喝酒。
出于两个原因，公司没有同意代表团有关完全禁止饮酒的要求：
（1）未经劳工代表批准，不得修改《内部规章条例》。
（2）即使上述事实使规定（禁酒）成为一纸空文，实行禁酒也只损害了轮班工人，而不影响在正常时间工作的人员，这表明公司以“安全考虑”为由处罚工人是不严肃的。
若“工作场所”仅理解为车间，不包括食堂，那么卡尔巴乔先生在更衣室收走工人阿隆索先生一瓶红酒也属于越权行为，因为更衣室在车间外面，跟食堂一栋楼。而在食堂的就餐时间内，他也会随意没收大家正在喝的红酒。对于上述情况，工人要求代表团：
（1）抄送本文致省劳工代表。请省劳工代表先生：
要求管理层遵从《内部规章条例》第220条规定的内容，且对员工一视同仁。
（2）对于卡尔巴乔先生一再违反现有规定及滥用职权的情况，应当采取《钢铁业工作条例》的惩戒措施。
（3）公布公司代表团通过的决议，以便员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此事上的责任和义务。
谨此致谢。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
1966年6月10日
致车间部门首席工程师先生
金属板车间员工致先生您
鉴于：
如您所知，一年半以来，我们一直要求改动某些控制装置，把宽度为3.8 mm的线圈减少0.6 mm或以下，因为减少宽度能让控制装置的效率达到最高，或者至少接近最高效率工作。
因一年半都未调试装置，我们的奖金蒙受了损失。因为这一装置上的改动适用于镀锡板生产设备，且仅用于这个目的。它能使我们更得心应手，工作更高效。
近期，绕线机输出的电流减小，这意味着中央电机要输出更大的电流，使转速降低了。机器一直没修，导致我们的奖金减少了。
因此，我们要求在三十天内解决上述的异常状况。若得不到立即答复，也没有收到我们同时要求的代表团报告，我们会要求工会和劳工代表，请他们派专业人员检查我们的控制装置。
66年10月28日于毕尔巴鄂
回头来看人员管理和经济上的某些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在困扰我们：
1966年的几个月里，应我们一个小组的要求，工会联络员检举我们的同事在一些装置上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三班倒减少一班之后，工人们变成两班倒。工作岗位减少了，工人也累得半死。劳工监察员来公司巡视的时候，总是有管理层陪同。他告知我们的代表，马上就拟定禁止违反工作时间的规定……但十二小时轮班制仍在实行着。
退火部门的全体工人还向劳工代表提出的要求也殊途同归。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毒性气体超标的环境下工作，想得到补偿。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家公司里，无论筹集资金还是投入生产，都会经手天文数字般的钱。由于工作设施的特点，工伤特别多，往往还很严重。但搬运伤者的救护设备只有一辆旧货车，同时还用来运货。这破车的保养奇差，要发动几次才能开。公司的医务室也是用巴斯科尼亚留下的，因为我们公司（班达斯）才不在乎工人呢。
如果说在本章的开头，可以看到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多么轻易向我公司投入了资本，这家子公司又如何“精明地”把利润转移给两家母公司，现在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随意地把巴斯科尼亚的工人调到班达斯，对我们又造成了多少麻烦和损失。
为了调动工人，公司会“同意”我们三个月的例假，当然没人要求过休假。接着我们来到班达斯工作，像新人一样，先试用了三个月。公司要求一些人签署三个月的第二期合同，上面写明，由于我们在第一期试用中干过各种岗位（当时都是管理层自说自话安排的），导致无法评定职称。假如我们最后转到班达斯工作，就将失去在巴斯科尼亚包括工龄在内的所有资历。而且他们没结算工资，就把我们从巴斯科尼亚的花名册上划掉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公司甚至还复印了许多放假三个月的通知。
就像这样，他们一有可能就随意差遣资本和人力，而不管是否损害到工人的权利。这两样说到底就是工具罢了。
渐渐地，这家公司变成了地狱，压迫变得难以想象。
我们什么都不能干，干什么都要受罚。公司和劳工代表团之流勾结在一起，为所欲为。他们做什么都能逍遥法外，简直肆意妄为。毕竟，班达斯的工人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
我们斗争的三年
从上面的情况不难看出，工人的觉悟在不断提高。
如果说班达斯工人掉进过资本主义的陷阱（它以较温和的方式掩盖了剥削的实质），那么很快我们就会有机会看清现实。
1962年，罢工从巴斯科尼亚蔓延到了整个比斯开，但我们还在照常上班。或许当时我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命运无关，我们较优越的工资足以保证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
艾罗多伊走后，公司完全落入巴斯科尼亚的掌控下，上述立场的弱点彻底暴露，我们完全任由公司摆布了。
我们这才醒悟过来。从根本上说，工人不该为了相差无几的比塞塔互相咬，必须坚定地、一点一点地组织起来，走向反抗压迫制度的斗争。为此，我们必须在厂里建立防御的手段，从这一点出发，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加入为实现工人权力而展开的共同斗争。
1964年5月起，我们真正组织起来了。为了抗议公司拒签新协议，我们罢工了十五天。
这些天里，我们选出了最初的工人小组，它将在接下来几年里不知疲倦地工作。从新生的团队中，涌现出了新的领导者。他们恪尽职守，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随着管理层施加了更多的压迫手段，我们的抗争也逐步深入。到了1966年5月，蛮横又癫狂的阿方索·卡尔巴乔·拉卡萨律师当上了人事主管，此人对员工的压迫简直变本加厉。
1965和1966这两年里，为了抗议不公正对待，我们多次停工数小时。有一回，为了留住公司解雇的一名同事，我们停工了二十小时。
工人们一天比一天团结，经验也更丰富了。
1966年夏天，我们在厂里搞了几次集会。经过一系列讨论后，我们决定参加工会选举，通过公司代表团把合法性与“地下”斗争的策略结合在一起。在公司代表团和工会联络员的选举中，我们最优秀的领导者当选了。当时是1966年9月。
在十月和十一月期间，管理层的态度更加强硬，想罢免刚当选的代表们。罢工前举行的几次代表团会议都预示着冲突加剧。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参加了11月15日的会议。在二十分钟里，他都在大谈他们打赢的那场战争，还暗示：“我们都希望以后不需要再来一场1936年”。此外，他还声明“公司一分钱也不会掏”，然后就走了。当天会议上，他“拐弯抹角”地提了两点：
“……要了解我们当前的政治形势，还要考虑到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代表团的作用很重要，它的任务不仅是支持工人的要求，还要向公司提出适当的建议，比如怎么提高产量、改善产品质量、提升现在的工作流程、节约材料、减少浪费、更好地利用原材料、再利用工业废物、提高工作效益指标、保养机械设备等等……我得说，代表团在这方面的建议很少。他们还让管理层更加担忧，因为他们提的要求只会增加运营成本，从不关心怎么提高产量和质量。这种要求管理层一概不答应。”
罢工爆发前几个月，劳资关系剑拔弩张。有时候，大家的情绪快要爆发了，但领导者试着说服大家，发动孤立罢工有风险。我们对前几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公司迅速粉碎了孤立的罢工，开除了带头工人。这使我们静下心来等待更关键的时机。
另一方面，我们也尝试参与整个比斯开省层面的行动，本地工人组织都在互相协调，让工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我们将进行一场反抗法西斯资本主义的重大斗争，实现以往想都不敢想的诸多目标。
[1] 《董事会及理事会数据》（Datos del Directorio de Consejeros y Directores），Dicodi，马德里1965版，第143页——原注
[2] 参考比塞塔兑美元汇率，当年比塞塔的购买力几乎等值于今天的人民币（2020年数据）。公司的财富和工人的收入，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应该是相当直观的。见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中译者注
[3] 译者不太熟悉轧制设备及原材料等名词，翻译时经过多番查找，希望能避免错译。——中译者注
[4] 卡米洛·阿隆索·维加（Camilo Alonso Vega，1889年5月29日——1971年7月1日），1907年入伍。1934年参与镇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1936年内战爆发后加入叛军。1937—1939年任纳瓦拉第4师团司令，期间晋升为准将。1939—1940年任陆军军事教育总监。1943—1955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57—1969年任内政部长。1959年转入预备役。1969年退休。——中译者注
[5] 看来新资本主义会做“技术”安排——也就是工人来历的“多样性”——的说法是真的，他们认为这样能阻碍工人的团结。——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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