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审判 准备工作 意义 宣判
直到12月12日，劳工代表团才发布决议，公司代表团也在当天与劳工代表开了会。之前谁也没有考虑过向法院上诉。
但是，当我们看到公司的态度时——他们想一笔勾销我们的资历，解雇一大批人——事情就开始朝着别的方向发展。
9日，我们收到了一封给564位罢工者的挂号信，公司正式解雇了我们，因为我们在2日又拒绝复工。因此，我们有十五天的时间可以提出申诉。
我们履行了各种“程序”：拜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律师，起草要求、递交上去等等，日子很快过去了。为了争取时间，律师建议我们托工会调解，因为这样一来，申诉期就能顺延到调解之后。
我们的代表上了工会，要求工会准备调解书（每位工人都要签一份）。他们说，我们第二天得上巴萨乌里的工会办事处。所有罢工者都赶去了，但是代表团和联络员不能去，因为他们要到毕尔巴鄂开会。他们缺席的时候，罢工群众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签下了文件。后来我们的律师瞪大眼睛一看，大家签的不是调解书，而是拉迪诺人[1]卡布雷哈斯主持的工会法律服务处仓促准备的起诉书。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他们为了“挽回荣誉”，让工会律师把案子抢了过来。（后来数月，工会还在拖后腿，假装赢得了工人信任，还在工会报纸上，毕尔巴鄂的《铁报》〔Hierro〕和马德里的《人民报》〔Pueblo〕上大放厥词。他们太丢人现眼了，都不配我们搭理。）
有意思的是，垂直工会觉得公司雇了自己的律师，是对工会的不信任。毕竟欺骗群众这种事，让他们工会来干才是最合适的。
正如上面所说，班达斯工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月都自掏腰包，请私人律师为我们提供正直的辩护和必要的法律支持。
在我们组织起来之前，只得借助工会的法律援助。我们在那儿受的屈辱一言难尽。例如都开庭了，他们还不知道委托人是谁，就当例行公事来做，完全没准备。（究竟有多少回，他们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明白，上了法庭还后知后觉！）更不要说法官、工会律师、公司之间有多亲密了，这帮人全是一伙的。一位同事说过，在以前一桩工会吹嘘的“调解”中——“他们像我镇上的吉普赛人。要卖驴子的时候，总是会开十倍的价，无论再怎么讨价还价，他们最后还是赚到了。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公司（要惩罚我方的工会联络员）一开始要价很高，让它打点折扣，就立马答应成交了。然后工会就跳出来说，全都安排妥当了。”
这只是问题的表面。归根到底，制定规则没有工人阶级的份。看吧，谁创立了工会和法院？政权。谁建立了政权？资本主义。工会和法院是干什么的？束缚工人的手，假装是在保护他们。
即使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人阶级直接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法官、律师、工会政治干部，把自己出卖给了资产阶级，至少在思想和精神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走进法院和民团工会那种地方，总觉得走进了敌人的地盘。他们也当我们是敌人。工人就等于撒谎精！我们为此受过多少屈辱。是的，在只有证词的案子里，特鲁埃瓦（Trueba）和希伯特（Gibert）（两位法官平分了贿赂）屡次指责工人：“你们看，工程师先生和董事先生是不会撒谎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不仅信口雌黄，还造谣中伤，不公正地惩罚我们、压迫我们。我们非常清楚，那些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干得出更过分的事。说到底，法官也在为同一个主子效劳，否则他们就不会待在那些位子上了。
我们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了解到我们的想法后，难免有人要发问：为什么班达斯工人还找法院打官司？为什么还要对“集体解雇”一事提起上诉？答案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眼前到处都是妨碍工人行动的巨大困难，最坏的作法是临阵脱逃，什么都不做，束手就擒。更糟糕的是，当前的条件下，这样会助长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走上法庭的一刻，我们知道胜诉的把握很小。但是我们这样做，有更重要的意义：工人克服了行动上的犹豫不决，下决心和公司对着干。同时，为了表示声援，许多同志旁听了审判，鼓舞了大家的士气。除了看清这是一场大骗局外，我们意识到了必须斗争、必须反抗。而对于公司的辩护士、诸多恶行的始作俑者卡尔巴乔，以及工程师、专家在内的管理层来说，毕恭毕敬地在法庭上作伪证，可不算什么愉快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揭露公司日常运行中的深刻压迫，让工人意识到谁造成了压迫。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一刻，工人正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扬斗争精神。
既然如此，不难理解我们为何把解雇的案子告上法庭。说到底，法院的最大成就是捍卫了不公正，因为劳动法是用来镇压工人的，法官的思考方式也从未超出社会主流。甚至许多工人也忽视了这起案子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
不用说，这种沉默和无视是工人所处环境的最大特点。而报纸呢，不仅是为了审查制度，也是为了所属的资本集团服务的。报纸掩盖了这件事，还袒护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诸多可悲现实。
只有没法再视而不见时，报纸才勉强开口。但它们再怎么趋炎附势，也无法掩盖当时的斗争与人民事业的密切关系。
我们懂得，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无法赢得这场审判。我们也指出，这个案子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只有罢工权和工人自己的工会得到承认，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有利的判决，但这同样会招致这个垂死制度的毁灭。
尽管如此，班达斯的案子必然引起人们的共鸣。它势必暴露这个政权的所有弊病、揭露（政权在国际组织面前竭力掩饰的）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的确，我们也想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彰显我们的权利。而我们的辩护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宣示了罢工的正当性。
假如不对解雇提出上诉，十五天期限过后，就真解雇了。何况公司还能按照劳务合同，威胁把工人赶出房子。（其实四月份，中央劳动法院下判决后，公司执意解雇了一批人。进入“紧急状态”后，公司还发表声明，威胁我们不复工的话，就要统统赶出家门。）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艰苦抗争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要时刻保持团结与奉献精神。我们要灵活运用战术，利用合法程序搞斗争，比如上比斯开法院、向判决提起上诉等等。多亏如此，我们把残暴的武力镇压推迟了足足五个月，使罢工坚持到了那一刻。那时，半岛工人阶级和国际舆论已经完全清楚了，我们在敌人控制了报纸的情况下，怎样充分利用工人手中的一切，与法院、工会、警察、政府斗智斗勇，最终赢得战斗、削弱对手的。更不用说这场罢工唤醒的工人团结有何等价值。大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工人事业朝胜利迈出了一步，狠狠打击了处心积虑阻碍我们团结的人。
正因为事关重大，我们才要能人相助。他们是阿隆索·加西亚（Alonso García）和鲁伊斯·希梅内斯（Ruiz Jiménez）教授，还有卡瓦耶罗（Caballero）、阿雷东多（Arredondo）、希梅内斯·德·帕尔加（Jiménez de Parga）律师。趁此机会，我们得把审判变成公开讲坛，就算官司打输，也至少能痛击资方一再（单个或成群）解雇工人领导者的行径，以及下文提到的恬不知耻的种种，什么代表团和联络员“享有工会保障”、根本不存在“随意解雇”等等。
最后的准备工作
我方律师写好起诉书后，我们就必须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在朋友们的协作下，我们一个小组把这份文件复印了几千份，因为每人要一式四份。工会法律服务处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因为卡布雷哈斯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签署一份文件，表示自愿放弃工会法援，即使我方代表团一开始就告知了他们这一点。
有趣的是，以前从未真心诚意捍卫过我们权利的人，现在却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说到底，他们要表现出自己的工会“职能”，假装工人接受自己。何况这桩案子里，公司解雇了那么多工人，他们就更需要这么做了。（判决对工人不利后，法律服务处发表声明，指责我方律师不称职，声称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工人辩护。）
为了避免牵扯到别人，我们在起草起诉书时要很谨慎，花了很大功夫。我们如期写完了起诉书。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小事一桩。但当时，我们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尽量利用工会提供的，而不是我们的地下组织收集的材料。是的，我们有地下组织。罢工迫使我们搭建临时组织，以此满足对于真正工会的需要。这一组织不是为了部分积极分子服务的。它们在长期的地下活动中，为六百多人解决了眼前的急迫需求：场地、印刷、交通、资金，有时甚至是医疗援助。不难理解，尽管地下组织通过成员向工人提供了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帮助都是不足的。
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的期待与日俱增。集会上的气氛异常活跃。我们的领导者不断重复：“罢工不会在法院取得胜利，它是为了我们的团结和抗争。”“我们去打官司，不是相信法律会支持我们，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改变。”“这将会是工人阶级历史上少有的成就，就算目前来看，我们遭受了失败，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它是重大的进步。在芝加哥为了八小时工作日而牺牲的人，他们没有享受到这项权利。但是接下来的几代人，却收获了他们播下种子、用鲜血浇灌出的成果。”“我们这几个月经历的一切，还有这场审判，无疑会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所受的不公平。不如说，让他们在我们的压力下承认这一切。只有资本主义再也顶不住我们集体的力量时，它才能承认这些不公。”
我们大费周折，得到了使用司法宫大厅的许可。这样一来，总算不用在当地劳工法院极度狭小的老旧房间里开庭了。可就算我们得到了许可，开庭的大厅也都重新粉刷过了，法官们还是不愿挪出自己的小窝。它们每间最多容纳二十人，平时也不会用，因为审判总是在私人办公室进行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旁听。
最后，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终于到了1月14日这一天。
审判开始 证人 法官离席
很早的时候，就有好几千人聚在法院前面了。
人群的核心是班达斯工人与我们的妻子。跟着一起来的，还有当地工厂的许多工人。来的人里还有学生、律师、神父……以及混在人群中的社会政治部[2]的秘密警察。
许多工人刚下早班，还有工人匆匆赶去午班。审判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离开法院，顶多到附近酒吧里吃点夹肉面包。
早上，法院进行了调解。场地条件对审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听见我们的答复，我方律师只能走到外面，大声把公司的提议喊给我们听。“要么全走，要么全留！”的口号和齐一的“不”，表明了我们的坚定态度。只能容纳二十人的房间里，挤满了一百多号人。其他人把脸贴在玻璃上，想搞明白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样一来，大多数“解雇案”的当事人都跟不上审判的过程，到了中午我们要求安装扬声器，让走廊、广场、街头也能旁听里面的情况。法院官员拒绝了，但顶不住工人的强烈抗议，最后还是装上了。一些同事很快把下午开庭的材料准备好了。于是，上千名与会者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他们挤在一起，因为看不到法庭，急得直冒汗，这时总算能听见律师和证人的发言了。法庭上为捍卫我们，打起了唇枪舌战。工人和学生满脸灿烂，真是壮观。
至于审判的经过，在这里无需赘述，因为巴塞罗那的新世界（Nova Terra）出版社出过许多这方面的书。
只需强调它的重要性就够了。这些天里，即使在法律这么个混沌的领域，工人们也难能可贵地感到了自己真理的力量。
阿隆索·加西亚和鲁伊斯·希梅内斯用出彩的辩护，把龚德拉的律师鲁伊斯·萨拉斯（他没什么本事，只会拿以前开除罢工者来说事）逼得直冒冷汗。多么难以忘怀的，充满希望和欢愉的时光啊。
提一下鲁伊斯·萨拉斯其人也很有必要。他的辩护不过是向公司献媚，还说我们先前的要求和这场冲突都是无凭无据的。鉴于我们受压迫的现实处境，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鲁伊斯·萨拉斯不仅是在为法律的不公正辩护，也在为资本主义最露骨的不平等辩护。
鲁伊斯·萨拉斯帮龚德拉打官司的几个月后，他就当上了西班牙法院（las Cortes Españolas）的检察官，在67年9月26日的《西班牙邮报》（El Correo Español）上发表了以下声明。采访者问他：“如果当选，您在未来有什么规划，有何致力实现的目标？”我们从他的回答中摘录了部分：
“……我将始终竭力为西班牙和比斯开服务，毫无保留地忠于元首弗朗哥、忠于我们‘七月十八日’的理想
[3]和《国家基本法》（las Leyes Fundamentales del Reino）。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作支撑的，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不断发展的，统一而强大的西班牙。
“……为此，我们必须接受为了‘西班牙万岁’的伟大目标而实行的一切。在经济方面，必须对生产财富的活动进行有效坚定的协调与领导。在社会方面，我们要保障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取得必要的部分，因为在分配生产收益时，必须优先考虑工人……所有这一切都要遵循我们的信仰原则，它也是全体西班牙人的信仰。同时，我们必须遵守它向我们提出的种种义务……”
那我们还要求罢工权呢。这些奴性十足的人把审判当成闹剧，看看他们是怎样愚弄我们的吧。
律师发言完后，证人们开始作证。也许剥削者很少受到当时那样的侮辱。他们上台发言时，只能从我们身边走过，还得听着别的场合绝不会听到的话。他们的发言也很典型。尤其是龚德拉的证词鲜明地展现了我们的处境。问及“罢工是怎么开始的”、“头几天做了什么决定”等问题时，他只能紧张又笨拙地狡辩，还想躲在公司和政府背后。“解雇罢工者之前，我请示了政府，是上面叫我这么做的。”“金属板车间奖金问题的处理方案，虽然我没有参与起草工作，但是我和代理省长曼雷萨先生，还有劳工代表伊波拉先生一起在政府里研究和商定过了。”“我觉得以新员工身份回厂（取消资历），也不会损失什么。”“是省政府建议我至少解雇十到十五人的。”
（几个月后，我们两位代表团成员和代理省长曼雷萨进行了对话，证实了12月12日的处理方案确实是在政府里制定的。）
不用多说，卡尔巴乔、洛佩斯·马图拉纳、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乌鲁蒂亚、龚德拉等人的话，叫大家群情激愤。他们的谎言和污蔑彻底激怒了班达斯的工人。
8点休庭了，下周一再开庭。此时仍有几千名工人聚集在法院门前。我方律师刚走出法院，工人立即向他们热烈欢呼，直到他们从工人的视线中消失。
但是还没有完。过一会儿，龚德拉那帮人也走下台阶。“暗线”们为了保护主子，全都靠了过去。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下台阶，就算装出冷静和傲慢，也掩饰不住紧张不安。他们从我们中间穿过，钻进了豪车。恐怕没什么比这个更能表现他们的装腔作势了。几个工人发出嘘声，很快大家一齐发出嘘声，这声音比最响亮的哨声还要有力。这些人有钱有势，但不用说也明白，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渐渐地，我们成群结队地往回走。不仅是街坊邻居，毕尔巴鄂周边的工人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真是充满欢乐和希望的一天。再一次，理性的力量战胜了力量的理性。
同一天，学生们趁着阿隆索·加西亚在场，试图在德乌斯托大学组织一场以“集体冲突问题”为题的讲座，但没能办成。校长何塞·玛利亚·迪亚兹·阿塞维多拒绝了，理由是“这样一来，大学岂不就支持工人了”。这时候，他们倒要装中立了。然而，大学为政权提供了合作，在压制大学生和教授们的要求时（工会自由、更多参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等等），培养“高新技术”专业人才时（专为执掌大学理事会的金融寡头集团服务），培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银行贷款，资助并掌控了“久负盛名”的德乌斯托大学）需要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时，情况就不同了。
“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1月16日，也就是最后一次开庭时，我方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向龚德拉提出了新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权贵最坏的代表龚德拉的回答，更是凸显了麻木不仁的态度：“不，我从来没参加过公司代表团的会议。”“我跟工人没有任何交集。”“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这些话给与会者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印象，甚至鲁伊斯·希梅内斯回到马德里，给学生上夏季课程时，都说：“在毕尔巴鄂这段经历之后，不得不承认，我得重新思考关于所有权的许多看法了。”（龚德拉的这番话“我只负责做出决定”完全反映了公司的实情。巴斯科尼亚董事会的成员都靠费尔南多·龚德拉的“高效管理”发了财。他们以书面形式告知我方代表团，不管在罢工中还是何时，龚德拉始终代表董事会的意见。而股东们，资产阶级通过股份公司建立的“社会民主”的代表，只管收取丰厚的股息，别的什么也不管。1967年6月，罢工结束当月，股东大会上宣读了公司年报，一个字也没提到我们的冲突，谁也没要求说明此事。而在上个年度〔1966年〕的报告中，每一段都提到：“我们特别感谢公司的全体员工，再一次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表示认可……”）
等待宣判
约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参加了我们在1月17日的集会，审判期间的激情丝毫不减。当天的传单也有同感：
“这些日子多么重大啊。人人都意识到，这场审判不仅对于我们，对于所有的工人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果大家继续团结下去，无论怎样的协议我们都能争取到。就像现在这样。这几个月里，没什么能比我们的团结更伟大。这是工人最大的胜利，它能实现一切。”
“昨天我们的律师不能来开会，不过马上会回来的。他们说，有需要随时给他们打电话。难以想象他们为我们感到多么自豪。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审判也是历史性的。”
“我们要再次感谢其它工厂的兄弟们在整个罢工期间所做的一切。工人兄弟以无数方式帮助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我们回头可以告诉妻子，我们为家庭的未来做了一件大事，而她们也在这一切里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审判的结果。请注意，这也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判决。”
接下来几天里，我们都在等待。说实话，没什么人觉得判决会对我们有利。1月18日的传单这样提醒我们：
“不管结果是什么，都不值得奇怪。如果判决是不利的，没有人会垂头丧气。它将表明，我们在法律面前仍然是无力自卫的。但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保持坚定。我们必须再坚持数月，直到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为止。来自五湖四海的成千上万同志准备为了我们发起抗议。亮明我们的真理之后，没有人能再愚弄我们了。”
“我们拥有整个工人阶级的意志，所以无论何时都不缺少任何东西。”
同一场集会上，我们决定在第二天进行无记名投票，提前为判决结果做准备。我们的领导者试着让每个人都尽可能按自己的想法投票。在1月19日的传单里就能看出这一点：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为以后做好准备。无论结果如何，今天的投票将代表我们的决定。”
“第一点。输掉审判并不意味着罢工失败。它也可能是：我们得到了工作，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工会。”
“为了以后没有谁会说‘当时没想到’云云，我们应当预见更坏的局面，比如罢工还会持续下去、我们会士气消沉等等。考虑所有情况后，请决定：
“输掉审判后，我想：
与遭到解雇的同事一起以新员工身份复工，
或是抗争下去直到事情公正解决。”
每人都得到一张票，在要选的选项上打叉。其它工厂的几位同志把票收集起来，然后计票。投票的结果非常惊人：360名在场的罢工者，全票决定抗争下去。
十天后宣布了判决。1月30日，双方得到了结果。众所周知，法官跟马德里各方打过招呼之后，才下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
宣判
当地报纸以特别的方式报道了判决的内容。据说毕尔巴鄂市长、著名资本家、《西班牙邮报》和《巴斯克人民报》的经理哈维尔·伊瓦拉掌控了关于这起案子的所有新闻。我们必须利用罢工得到判决的机会，影响公众舆论，尽可能鼓舞工人士气。
当然不能意气用事。这只是现实的战术问题。
判决结果上了报纸头条。通篇是特鲁埃瓦法官的判决，占了好几个版面，因为它肯定比另一个法官希伯特的判决对我们更不利。后者至少承认了公司以前的状况，说明这场冲突应当：
“认定为纯粹的劳资冲突，起因是公司与生产者之间持续数月的敌对气氛。”
看另一边，特鲁埃瓦的声明如下：
“……主席（公司代表团主席阿方索·卡尔巴乔）声明罢工工人阻止了货车的正常装卸。根据他的印象，运面包的货车遭到袭击，加上工人不肯离开工厂，公司有理由认为工人影响了公共秩序。因此公司告知省长先生，让政府派出部队强制人员离开上述区域。”
法官再一次把公司提出的毫无证据的指控（他们怎么可能拿得出证据！）写进了判决事实里。
更过分的是，特鲁埃瓦还引用了1962年9月20日法令（有关集体冲突标准，旨在界定罢工的合法性）的废话，特意说明“工人的声援活动”和劳工冲突之间有微妙的差别：
“（劳工冲突）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直接由相关工人的劳动条件引起的结果（这里是特鲁埃瓦强调的），否则一律视为非法行为（这里是我们强调的）……”
如果对工人声援活动的这种判决还不够，特鲁埃瓦在同一份判决中，还声明未受到车间奖金制度问题影响的罢工者：
“假若他们的出发点正确，与同事保持一致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但他们未对情况进行检验与评估就加入了罢工，这一态度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
他先夸工人的团结精神，又否定了工人的做法。这种无耻的说法掩盖不了他的明确意思：罢工无论如何是不允许的。
宣布判决（后面再说）之前，法官还做了一套天衣无缝的考虑：
“……包括劳动法院在内，司法机关的任务是确保现有规则的遵守与执行，规则的出发点，是调节与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目前出现的闹事行为对公司和工人自身，亦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酿成倒退。各方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虽有人认为，我国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但这一进步从未停滞。诸位必须认识到，一切改善的根本在于不间断的勤勉奉公，杜绝随意停工的恶习。这正是多年来我国社会砥砺前行的显著特点。”
正如特鲁埃瓦坦白的那样，西班牙司法的使命无非是“最严厉”地压制一切反对弗朗哥西班牙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活动。司法界向来标榜自己独立于政治权力，可是却立场鲜明地支持政权、颂扬半岛“经济发展”，这与它的说辞完全矛盾。
按照我们指出的那套逻辑，法官最后宣判：
“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工人无权要求赔偿。”
重申决心
假如我们当时没有对不利结果有所准备，判决肯定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大家的想法凝聚成一句口号：“上诉失败不是罢工失败”。
虽然整个气氛鼓舞我们继续前进，但领导者还是希望尊重全体罢工者的意愿，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让大家做出选择。
这样一来，也能驳倒公司和当局一直以来的诽谤：“少数人操纵了工人”、“有境外势力在背后指挥”，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
宣判那天，大家得到通知，第二天尽量来参加新的投票。
1月31日，560名罢工者中有500人到场。会场入口处分发了当天的传单：
“我们已经为工人阶级的自由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该做出决定了，这也许是至今最重要的决定。因此，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回答。”
“人人都有义务表达意见。这样一来，没有人能说，决定不是我们自己做出的。我们要始终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我们做出决定时，应当牢记：所有工人都在等待我们的回应……”
其它工厂的工人委员会计了票，投票结果如下：在500票里，494票支持继续罢工，2票反对，4票弃权。
唱票后掌声雷动。这清楚地表明，罢工仍然具有力量与潜力。对于五百名班达斯的工人，以及在场的上千名其它工厂的工人来说，继续罢工是庄严神圣的决定。
罢工还将继续三个半月，这也表明了我们抗争到底的决心。
[1] 拉迪诺人（ladino），西班牙人和南美土著人的混血。——中译者注
[2] 社会政治部（Brigada Político-Social，BPS），正式名称为社会调查部（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 Social，BSI），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特务机关，1941年3月8日成立，1978年12月4日撤销。——中译者注
[3]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叛军在1936年7月18日挑起内战。——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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