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第二部分 一些基本方面


罢工的经济来源：声援运动和工作



　　对于半岛上的工人阶级来说，经济来源是罢工中最头疼的问题。我们没有罢工权和真正的阶级工会。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也没有工人的罢工基金。强制上缴的官方工会会费（占我们总收入的2.6%），就用来供养内战结束后不断膨胀的弗朗哥官僚机构，或者其它隐瞒去向的次要用途上。
　　正如《国家条例》和《公司内部制度条例》所体现的那样，资产阶级法权剥夺我们的权利还不知足，还要在工人身上加以重负。
　　这一切直接而明确的目的，是叫工人无法长期罢工。假如工人不顾禁令和法律威吓，毅然决然发起罢工，不出几天就会捉襟见肘，然后家人就会劝他们复工。饥饿永远是让我们低头的好办法。因此，西班牙多年来的罢工都很短，遭遇的困难都很大。罢工者筹集资金的尝试，向来都要遭受严厉的惩戒和迫害。除了动静大的阿斯图里亚斯、巴斯克等地区的总罢工之外，报纸的沉默也加剧了困难。整个工人阶级对平日里的罢工一无所知。单个公司发生的孤立罢工，总是一击就垮，除非能速战速决。但工人一动起来，资本家总会用饥饿、工人没有结社权、社会政治部（及其审讯）、殴打和逮捕，迫使工人空手而归，不给还手的机会。我们可以说，在这三十年来，大大小小的罢工都是无用功。但它们传承了工人斗争，培养了新的工人领导者。它们时不时地提醒法西斯资本主义，就算后者能无数次打倒人民，也永远无法驯服人民。资本主义给“顺民”的面包和足球，为“逆贼”准备的监狱，是绝无法麻痹人民的。
　　班达斯公司最后一次发工资是在12月10日，结清了上个月的工钱。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当月20日拿到下一笔钱。
　　虽然大多数的家庭都能撑到那一天，但我们还要考虑到子女众多，或是有特殊情况的人。
　　从一开始，大家都希望尽快搞清楚跟钱有关的事。一般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容易吵架，而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问题就更棘手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保持团结和冷静。
　　我们认为，让每个家庭自己决定是否需要补助，是最有教育意义、最符合众人的慷慨与正直的做法。
　　为此，我们打印了一些表格，让每个人写下家庭情况，然后注明自己是否需要补助。配额大概是每十天五百或一千比塞塔。尽管危险重重，我们总能按时发放补助。
　　大家始终认为领到的钱是神圣的，自己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

我们的工作


　　12月20日起，为了让大家手头宽裕一点，免得钱不够花，我们决定尽量打工。就是说，不管多苦多累，人人必须尽力找活干。一周后，将近四分之三的人至少能靠打工补贴一部分家用了。
　　许多人都去干苦工了，比如露天作业等等……但他们下午来到集会，加入充满同志情谊与团结的气氛中，对辛苦都是毫无怨言的。
　　我们已经几个月无所事事了。出门打打工，也省得我们太闲，对精神状况和家庭生活造成什么问题。
　　做了这个决定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帮大家找工作。这些同志成天往工地和职业介绍所跑，找了很多人（包括公司高管），为大家找活儿。大家一门心思找工作。在集会上，我们宣读了找到的工作，按照个人技能分配给每个人：电工、装配工……而绝大部分人，包括办公室职员在内，都在不同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毕尔巴鄂银行的阴谋


　　毋庸置疑，看到我们四处打工，管理层又惴惴不安了。公司的算盘全都落空了，不见办公室员工回来上班，也没收到请求复职的“求职信”。他们发觉需要“新的说服方式”。
　　虽然他们的手段没能奏效，却催生了“资本家的团结”。龚德拉也是毕尔巴鄂银行的董事。他想出了阴险计谋破坏我们的经济状况。众所周知，半岛的大银行直接控制着大多数产业，大小公司基本都受制于银行的贷款。不用说，他们会借助毕尔巴鄂银行的力量对付我们。其实银行联络了贷过款的公司和工厂，通知它们，如有班达斯的罢工者在那儿打工，应立即开除。
　　当然了，银行不会承认自己插手了。但事实胜于雄辩。几天后，有些工人在集会上发言：内维翁装配厂开除了我们四十个人！明天阿里戈利亚加（Arrigorriaga）的雷索拉（Rezóla）水泥厂就要和我们结账了！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在场的人怒火满腔。有些同事的话使我们理清了头绪。——“经理通知我们走人的时候，很委婉地讲，他这么干是违反本心的，这是公司的所有者毕尔巴鄂银行的命令。”“当时我们在费尔米卡（Formica）上班。下午四点，他们也说收到毕尔巴鄂银行的指示。我们连一天都没干满”……
　　看样子，把工人赶出内维翁装配厂的就是龚德拉的女婿，也是他最忠顺的手下，吉列尔莫·巴兰迪雅兰（Guillermo Barandiarán）。内维翁装配厂的倒霉蛋只能听上头的话，解雇我们的同事。
　　罢工四个月后，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找的借口是“过去几个月内的非法行为……影响了工作自由权（！）”当然了，它指的想必是公司为了假装工厂开工，招募新员工时遇到的困难。毕尔巴鄂银行在内的有权势者，四个月前否认了我们的“工作自由权”。但没人要求停了这帮金融强盗的宪法权利，然后流放他们。
　　可他们的算盘再次落空了。还好我们都在小作坊和小工厂里打工，毕尔巴鄂银行的爪子才不能扼住我们。失业同事慢慢找到了新工作。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比方说，从班达斯来的人，求职的时候都会受到优先考虑。

声援活动


　　虽然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得到了真诚的帮助，但不难理解，大多数人都没法养活自己。许多人找工作找了很久，只能找到几个小时的零工。我们什么都得干，许多差事的收入也很低。
　　因此，比斯开和半岛各地工人的声援帮了大忙。老实说，我们获得的大部分援助都来自工人世界，这是当然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他人的帮助。我们将尽量客观地道出其它方面的支持。
　　几周后，人们才能认识这场罢工的意义。当我们发表了最初的声明，表达坚定的立场后，各地都发起了声援活动。
　　如上所述，我们在12月20日给大家发了第一笔补助。我们好不容易才凑出了钱。有些工厂的工人把积蓄都捐了出来，托代表交给我们。难能可贵的是，有一家厂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停工数月了。
　　最初的日子里，一些神父和教会人士也捐了钱。
　　此外，早在一年前，我们就通过每人每周自愿交二十五比塞塔，建立了罢工基金。这笔钱一部分用来支付律师费，以及厂内组织工作的开销。到了罢工初期，我们能更有效地利用这笔钱。我们用它印传单、支付旅费等等。
　　一开始很少有人申请补助，除非有特殊情况：孩子太多、家里有人生病等等。既然我们手上攒了钱，那么失去圣诞节的一笔奖金，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了。众所周知，工人家庭都提前花了这笔钱，买了新鞋子和新衣服。而在平时呢，他们是花不起这个钱的。
　　从一月起，人们定期支援钱物，数目还不小。我们存下了一笔钱，要是官方卡住汇款途径，工人靠储备还能坚持一阵子。钱都藏在警察够不着的安全地点，高度保密，只有个别人掌握内情。


补助的分配


　　从一月开始，我们每十天发一次补助。当然了，我们不能为了钱闹矛盾。有些人抱怨说，没必要拿钱的人也拿了，还说这些钱没管好。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在传单上要求大家，不管怎样，在钱的问题上都要诚实。让我们引用传单上的几段话：

　　“所有人都必须工作。如果你不找工作，你要补贴就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这样做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大多数人都在打工，干着又累又脏的活儿！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走得更远，为了战斗到底！如果你的家里没什么问题，而你又不想工作的话，那就别要补贴！”

　　在另一段中说道：

　　“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了补贴。我们已经重复了无数次，我们的家庭不会缺少任何所需。因为我们有所有工人的支持。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吧。”

　　最后要说的是，本次行动中的工人时常面临紧急需求。比方说，有些同事的亲人去世，不得不出远门，有些人得付房租等等……我们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帮助。我们的立场是：坚持到令人厌烦的地步，秉持最公正的态度，决定每个家庭是否需要帮助，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宁可给没有实际需要的人发补助，也不会拒绝任何要求基本帮助的人。绝大多数人全心全意投入斗争，要是有谁在钱上耍小心思，就太荒唐了。我们真正尊重了每个家庭的决定。不要忽视这件小事的意义。它跟许多事一样，都能这样解释：工人富有热情、勇于自我牺牲。面对艰难险阻，总有一股工人的精神支撑着我们。于是我们担起责任，绝不辜负良心和工人阶级。

其它方面的声援活动


　　我们敢说，没有一座比斯开的工厂或车间没捐过钱支持我们的罢工。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和联络员，通过工厂委员会或者地下工会的积极分子，定下日子把钱交到我们手上。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巴萨乌里的集会现场：“我们也是厂里的……给你们带钱来了。要是你们继续干下去，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们学徒工也带了一点‘钢镚儿’。”这些十四到十七岁的孩子为能参与我们的斗争，脸上乐开了花。他们很少缺席会议，来开会的时候，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许多孩子渴望搞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讨教他们厂里的具体问题。这是团结斗争的一刻，见证了未来斗争的参与者，也许是领导者，如果我们这一代未能争得阶级解放，以后的责任就落在他们肩上了。
　　比斯开的退休工人也在这段历史上书写了激动人心的一章。从集会一开始，他们就坐满了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会场的前排。他们的目光中，饱含着长年艰苦劳动留下的疲惫，却掩饰不住如愿以偿的欣慰。许多退休老人曾是工会或政治组织的成员，他们打输了战争，连同战争一起输掉了我们人民解放的巨大希望。这些年里，他们都在半岛上从未有过的残酷条件下劳作。不难理解，这场热火朝天的工人斗争，就像是他们回到了往昔峥嵘岁月一样。
　　但“声援活动”这一章里，为什么要提到退休工人呢？很简单，因为退休工人本来就拮据，我们不能收他们的钱，可怎么样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不收钱，他们就非常生气。“——别管我们如何，你们必须坚持下去。饥饿无数次地打倒了我们，但决不能让它打倒你们！”我们只能哽咽着，在清单上写下：“巴萨乌里的退休工人……比塞塔。奥查考加的退休工人……比塞塔。一位退休工人一百八十比塞塔。”社会政治部闯入奥萨巴同志家里的那一晚，他们拿走了支援班达斯的几个装钱的信封。一封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卢恰那的退休工人”……
　　还有一回，我们几位代表收到邀请，上了圣马丽娜结核病疗养院。一位教士在那儿等着他们，他说：——“几天前，我们疗养院收到了一笔巨额捐款。病友们都很关心你们的罢工，决定把钱捐给你们的家庭。大家都很激动，齐心想帮上忙。这里是我们收集的钱。病友们还说，往年这几天在巴萨乌里募集的钱，也要交到你们手上。”这些帮助对我们的意义难以言表。当罢工结束后，我们所有人都来到疗养院，与他们共度了一个礼拜天。
　　声援运动一发不可收拾。省里的许多教区都开展了募捐。几个娱乐中心组织了捐款活动，学生们都踊跃参与了。
　　随着1967年的到来，从马德里、加泰罗尼亚、萨贡托、巴伦西亚等地，陆续发来了声援我们的信件和电报。从一月份开始，半岛各地的许多公司和工人组织都向我们派了工人代表（法国的总工会〔CGT〕和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的代表也多次拜访我们）。他们的任务是把公司里收集的钱，以及声援斗争的信件（有成百上千工人签名）交到我们手上。我们也都回了信。一封回信的内容如下：

　　“同志们：
　　我们已经罢工了五十二天。我们将继续保持坚定和团结。我们又怎能不与所有工人团结在一起呢！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罢工对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就算是为了工人阶级，我们也一定要继续下去。
　　你们的工会代表把这份心意亲手交给我们，这份无可估量的阶级心意，我们永志不忘。当然了，一想到对你们的承诺，对你们光明未来的承诺，我们就坐立难安。太多的阶级情谊，是我们无法一一回报的，而你们的声援也是如此。
　　你们的钱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有了它，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用太担忧经济问题了。不要担心，饥饿打不倒我们！你们和其他工人的支持让我们能坚持下去。
　　我们希望亲口告诉你们，班达斯冷轧的工人有多感谢你们。而我们只能以抗争的胜利当作回报。这场胜利同样属于所有兄弟般支持我们、助我们坚持到最终胜利的工人。
　　一个亲密的拥抱。

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与联络员
1967年1月21日于埃切瓦里”


　　毋庸置疑，他们的到来意义重大。这代表着，就算相隔千里，就算沉默和迫害分开了我们，就算在交往上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工人们还是向寻求团结前进了一步。更不用说，他们的到来叫我们多么激动了。他们全都参加了我们在巴萨乌里的集会，把它变成了战后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头一场数月之久的工人演讲会。
　　这些来访也影响了他们。因为近距离目睹了我们罢工的人，他们的组织、团结、意志，都为罢工的深刻印象所鼓舞。大家都不由地认为，战后工人运动的新阶段开始了。班达斯的罢工已经让“埃切瓦里”声名远扬了，名声都传到了比斯开以外。它已经和人民的诸多光荣斗争一起，成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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