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官方组织的态度
本书的每一章节以及三十年来半岛上的经验，足以说明官方组织一贯的态度，我们不想再做更多的展开。
一言以蔽之，从官方组织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它们是在履行本职工作：通过此呼彼应的镇压，维持社会与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以便地产、金融、工业寡头能在各方面保有和增长权力与特权。
在我们的罢工中也不例外。罢工持续时间太长了，官方不得不出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从而证实了这一说法。
在此，我们只关注对将来活动有用的方面。
官方工会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的巧妙手段，值得特别注意。它是战后成立的长枪党垂直工会，旨在束缚工人，让工人臣服于法西斯。
早在新《工会法》颁布之前，垂死挣扎的政权就试图让民团工会“美化”自己，掩盖过去。工会要履行新的使命：同化工人阶级，以此领导工人阶级，使它慢慢地、非常缓慢地，走向非阶级和去革命性的（但至少是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这正是渴望完全融入西欧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垄断大资本想要的结果。
但在民团工会的“掩盖”下，老板和工人之间仍有着深刻矛盾。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四处宣扬省工会顾问的主张，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在内的社会改良决议，但谁也不听他们的，这些决议一文不值。工会签的集体协议全然是为资本主义谋取利益的，他们却说是工人的胜利。他们提出“投票给更好”的口号，为工会选举大造声势，然后又找借口把真正的工人领袖排除在外。明明大家都清楚，工会的“帮扶”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却仍假装捍卫工人，如此等等。
不管有没有粉饰太平，让工人接受这个（不管从前还是现在）充当资本主义利益傀儡的工会，实在很难。但是，就算他们也明白是白费力气，也仍在拼凑这些组织，把我们往里塞。他们大谈颁布新法律和自由化，却不想还给我们失去的自由。
这场罢工再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长枪党的工会自始至终都是为了金融和工业寡头服务的政治工具。
罢工的最初阶段，它在马德里工会官僚的授意下，让我们上了一些当。它对班达斯管理层做了“点到为止”的批评。它要求省长对公司罚款[1]，因为他们拒绝工会官员进入公司。工会仲裁委员会发布了有利于工人的报告，提到罢工的直接起因是奖金问题。它为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培训。它还不断尝试帮双方调解。
显而易见，工会的角色实在可悲。它根本不是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真正工人组织，但在发生罢工时，它的职责又是为罢工者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帮助。
矛盾的是，民团工会的“调解”及其假装支持工人事业的企图遭受失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法西斯政权下实行的残酷暴力。
既然龚德拉那伙人早就与内政部长卡米洛商量好“最佳方案”了，再跟工人对话，或者通过工会调解，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么个建立在暴力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反对的力量才能逼他们让步、逼他们妥协。因此，他们一手创办的工会，虽然时而在工人运动中扮演角色，但由于主子的过错，在关键时刻又难堪大用。因为滥用权力和为政府当差的安逸深深腐化了工会。
露出真面目
从我们宣布自己找辩护律师开始，工会的支持态度就大打折扣。不过我们早就不管它们了。看到工会无耻又无能后，一年以来，我们向法院提出的所有诉求都绕过了民团工会的法援。
毋庸置疑，对他们来说，给工人打官司是个绝好机会，因为判决能够展示工会律师的“得力”，以及工人“信任”工会。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他们还是无法正直面对，还利用自家的喉舌（毕尔巴鄂的《铁报》、马德里的《人民报》等等）在审判过程中出阴招。1967年1月17日，法院听证结束那天，《人民报》在某一版面插入了以下声明，这份声明和民团工会倒是很相称。
“劳动版面。工会绝不会放弃协调的尝试。工会承认工人的私人律师。
工会律师起草了564人的起诉书。
西班牙工会法律服务处向我报寄送声明，内容如下：
“正如《人民报》昨日在《N. de la R.》中，关于《埃切瓦里案判决书》（第12页）所声明与肯定的那样，工会法律服务处有义务表明，比斯开民团工会的工会律师与社会部顾问秘书，将始终竭力为‘冲突’中的564名工人提供法律与技术上的支持。
迄今为止，我方律师研究、制订、起草了564份起诉书。后来，此事移交法院前，工人逐渐不再向工会寻求支持，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除十二人外，工人均书面放弃工会辩护。这十二份起诉书中，十份与事实相矛盾，因此在法院面前无效，其余两份则由法院受理。目前看来，工会律师很可能上法庭为这两位工人辩护。
工会法律服务处再次感谢杰出的律师兼教授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昨天他在听证会上，以非常确切和特别的方式，公开赞扬了工会，尤其是比斯开民团工会的律师。另一方面，埃切瓦里工人在此前的个人纠纷中，都充分信任工会。工人在需要时总能得到工会的法律援助。”
1月31日，当所有的报纸公布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时，他们又发布了以下声明：
“比斯开工会法律服务处负责人已于昨日中午发表声明，宣称工会法律服务处从未介入过班达斯轧制公司564名工人解雇案的审判。
起初，本机构负责工人的法律服务，起草了564份起诉书。顺便一提，我们进行辩护的方向与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和阿隆索先生不同，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否认了作为诉讼之本的诸多事实，而公司律师鲁伊斯·萨拉斯证实了它们。但是，员工未经解释就拒绝了工会法律服务处的律师服务，后者完全没有参与刚刚宣判的案件。”
他们真是自以为是，压根就不在乎我方律师的辩护，或者我们的做法。但这绝不是他们最过分的地方。
当时，已经发生了上述事件，工会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后来管理层炮制了署名“几位班达斯工人”的信件，也是分裂我们的一招。为此，不仅我们收到了信，其它公司的工人领袖、代表团、联络员也收到了信。为了抹黑我们的立场，资方利用工会帮忙提供的个人档案，偷偷把这些信寄给了现任或担任过工会职务的许多工人。这种龌龊事，他们在罢工中一共干过三回。
协助镇压
还需要强调一点：工会与警察的关系。以下事实可见一斑。
开庭结束一周后，宣布判决前，全省工人都在声援我们的事业。比斯开的工人领导者试图打开局面，把声援活动拓展开来。当时，整个半岛都密切关注着判决结果。巴萨乌里的某次集会后，每个公司的员工都留了几名代表讨论。讨论很激烈。“可以给法院寄几千人的联名信”——“我觉得最好派个代表团上马德里”——“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么干的，但这次闹得比较大。我建议在工会和法院前面举行和平示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一项提议通过了。大家商量好第二天上工会去，因为通过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组织游行，必须得到省长的允许，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会怎么答复。
上午十点在毕尔巴鄂民团工会会场开会。省劳工代表给社会政治部打了电话，会议开场不到十分钟，警察就闯进了大厅。在场的工人拒绝离开，要求劳工代表到场，但他不肯出面。在与会者的坚决态度下，警察暂时撤出了会场。最后，为了破坏工人的行动，警方逮捕了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的若干成员，大搞审讯。尽管如此，1月27日，仍有五千名工人走上了毕尔巴鄂市中心街头。
警察的干预并非孤立事件。工会会场一直都处于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吉普车和巡逻车经常停在门口。在弗朗哥政权眼中，没有什么地方是神圣的：工会、大学、修道院、教堂，什么都能随意践踏。当然了，只有银行和董事会才享有政府的信任。
也许更糟糕的是，我们无法在巴萨乌里和奥查考加集会时，工会又拒绝把会场让给我们。宣布了紧急状态，发生了大规模流放、监禁、审讯，我们的罢工结束了，而工会始终保持沉默。有三股势力参与了逮捕：公司、警察（提供个人档案）、工会。工会还提供了它认为最危险的工人领导者的名字。
工会拒绝工人使用会场，老板却随时都能在这里开会。四月中旬在毕尔巴鄂工会举行的会议中，有六十五名老板到场，包括龚德拉。讨论了比斯开工业面临的困境后，龚德拉报告了班达斯冲突的进展：——“罢工者没有示弱的迹象，而是相反”，“到目前为止，警方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好几次通知马德里方面，需要加强政府干预”。然后，苏维里亚（Zubiría）伯爵接着发言，提醒大家要小心工人阶级激增的造反情绪。伯爵先生是无数董事会的成员和西班牙凡士通的总裁，这些“美德”使他成为了一个具有鲜明却无用的社会意识的新资本主义组织的头目，这个组织叫“雇主社会行动”。他补充道：“为了遏制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敦促政府拿出强硬手段，及时遏止冲突，以防事态扩大。冲突若是蔓延到其它公司，后果不堪设想。”
老板们都认可这番话。不用说，这项要求传达给了马德里方面（一周后就宣布了紧急状态）。
虽然是一则轶事，但费尔南多·龚德拉与同为巴斯科尼亚董事的佩德罗·安普埃罗，他俩与安普埃罗先生的私交、全国工会代表索利斯·鲁伊斯的谈话，对考察工会的行为也颇为重要。在罢工一事上，他们想得到索利斯的支持，索利斯自然也答应了。
但是这次会议及其内容，通过工会传到了几位工人领导者耳朵里。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迅速开会，向索利斯拍发以下电报：
“我们从马德里听到消息，安普埃罗先生和龚德拉先生与您进行了谈话。因您答应在班达斯冲突中支持管理层，比斯开金属业工人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您立即作出说明。”
事情败露后，索利斯急忙下令，要比斯开工会的省劳工代表找出是谁发的电报，再杀鸡儆猴。当然了，工人领导者早有防备，工会官僚拿他们没辙。
总之，在民族工团主义下，当局总是通过政治指令，或者工会中的全部要害职位，控制所有的工人行动，必要时扼杀它们。
1939年7月23日，国民运动部给工会官僚下的秘密指示中，也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意义不减），内容如下：
“……我们不要忘记，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应当用纪律约束他们，收编他们，用新的信条教化他们。我们决不能忽视他们的动向。因此，工会的领导干部必须完全值得信赖，必须忠诚。”
不过，我们得指出，民团工会内部的代表团、联络员、社会委员会（当然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都产生了反对这种法西斯信条的压力。在我们的罢工中，这种压力对罢工的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有时能迫使工会支持我们的事业。显而易见，工会的干预作用相当有限。正如之前所说，这些动作都是用来欺骗工人的，旨在掩盖工会为政权服务的真正本性。
只要看看罢工的几个月里，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记录，就能证明工会会员们为捍卫与支持我们事业的斗争。当然在这些人里，必须排除民团工会施计安插的长枪党份子，比如莱图里奥、德尔·巴耶、萨拉苏亚、莫兰、阿雷那萨、贝尔多梅等人（这帮货色一直弃权或者投反对票。有时，他们还怂恿代表团和联络员打消工人的抵抗意志。他们的任务是破坏罢工，给工会政治干部通风报信）。我们从会议记录中引用几段话：
“我们谴责工会法律服务处在报纸上有关班达斯轧制公司所作的声明。”
“本次会议的大多数支持巴萨乌里地区委员会主席向比斯开省长先生递交的要求和平示威的申请。”
“巴萨乌里地区委员会主席表示，不仅是工会上级，各方都不允许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在当地工会开会。”
为了给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争取十二月和一月培训的机会，工会里的同志们不断施压，还让工会在经济上支持罢工者。工会的政治干部回答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或没有资金时，工人就出示了一份文件，讲的是工会当时要求所有省劳工代表募捐，支持所有在直布罗陀罢工的西班牙工人。这还不是劳资矛盾，而是政治罢工。
这些工会活动的要害在于，它们都是合法的。它们可以掩护我们的“非法”活动，阻止当局的干预。
许多工人领导者也利用工会的便利，通过民团工会的“官方职务”顺理成章地参与了罢工和集会，要不然真不好办。
最终，这些方式也惨遭践踏了。工会禁止了社会委员会开会。警察接到命令，不放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参加我方集会，然后禁止我们所有人开会。宣布紧急状态后，六名省委员会成员与数名地区委员会成员也上了流放名单，另有多人关入大牢。
接下来的数月里，为了把他们从民选的职位上赶走，许多工会代表受了处分。这是上头的命令，借口都是随便找的。下面是一例处分，这些处分的内容非常相似。
“比斯开工会法律服务处
根据指导文件的规定，工会决定解除你的职务，处分当即生效。谨随函附上处分通知。
我们通知您，根据全国金属业工会主席的指示，解除您的全国金属业工会社会委员会成员资格。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主义革命的名义。
1967年7月1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签名：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盖章上写着比斯开工会法律顾问）
处分通知
根据1948年2月2日《有关撤销工会职务实施细则》第9条的规定，您的违法行为有以下几点：
（1）去年3月19日的第三工会省级代表选举中，您获得了选举人的资格，而在同年同月14日工会召集选举时，您未参加投票且无故缺席。
（2）巴萨乌里金属业社会部委员会于三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题为《有关新工会法》的文件，含有针对工会组织、工会高级干部及成员的冒犯性言论。
（3）您寄出的信：今年3月17日与4月6日致省长先生的信：4月6日的信中，您与诸位签名人声称代表工会。以及3月17日的信中声称代表比斯开金属业工人。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革命的名义。
1967年7月26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
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毫无疑问，解职就说明这些工人完成了使命。在西班牙这个国家，受到迫害是可靠和办事有效率的证明。
劳工部
有一个更直接参与镇压罢工的部门，它就是劳工部。它是内政部底下的部门，从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2]担任副部长（部门的二把手）就说明了一切，他是法西斯麾下最凶险的猎犬。此前他担任了一大堆警察职务，始终不离他的养父“唐·卡米洛”左右。
起初，他担任阿隆索·维加手下的调查处长，后来在“卡米洛”当上国民警卫队首长后，他跟随养父担任了同样的处长职务。在桑坦德、比斯开、巴塞罗那担任省长的那几年，他就凶相毕露了。回想一下1962年罢工时的紧急状态和流放，还有萨里亚的嘉布遣事件[3]吧。这些行径与他在劳工部的新职务很相称。按照政权的逻辑，或许此人是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人选。他一上任，就从社会政治部调人来填充劳工部的队伍，比如把毕尔巴鄂分局的刑讯专家“镰刀”调到了手底下。
多年前，弗莱雷担任比斯开省长时，就是龚德拉的私交。冲突一开始，他就向龚德拉提供了帮助与合作。十二月头几天，他通过毕尔巴鄂劳工部的代理人伊瓦拉·洛斯特，声称罢工是公共秩序问题，协助公司除掉我们同志的企图。他从头至尾都建议管理层不要“调解”，决不能向工人让步，必须彻底粉碎工人的抵抗。到了十一月下旬，公司谋划赶走我们的同志奥萨巴。正是此人指示就业局，不许给奥萨巴更新证件，方便公司那边动手撵人。
计划是这样的：奥萨巴十五岁起就在西班牙定居，但他保留着古巴国籍，所以必须通过公司，每年重新办理外国人的专门证件。自从他1963年11月进入本公司后，证件就没更新过了。因为雇用外籍工人要额外交税，公司一直在办证这事上违法。当然了，更新证件纯粹是例行公事，不可能办不成，就算不办也没事。
但这次他们另有打算。一月初，管理层“毫无征兆地”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就业局得到了“不予配合”的指示。随后管理层征询了马德里的意见，商量何时把奥萨巴驱逐出境。跟安全部门负责人谈过话后，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给巴斯科尼亚打了一通电话，叫人通知奥萨巴，公司解雇了他。卡尔巴乔（再次厚颜无耻地为主子跑腿）负责了这项差事：——“我们很抱歉。公司让你更新工作证件，但我刚接到通知，就业局方面拒绝了。因此你不能继续留在本公司了。”奥萨巴答了一句大实话：“没关系，不管我在哪儿，我都跟你们接着斗。”
虽然和罢工没有直接关系，但必须提一件事：福利摩多（Frimotor）一家工厂的坍塌事故造成十九名工人死亡，因此伊瓦涅斯·弗莱雷四月来了比斯开。考虑到比斯开的局势，如此规模的事故可能引发严重事端。因此，当局必须防范于未然。
伊瓦涅斯·弗莱雷负责这桩重要差事。报纸宣传了他的到场，大力报道了副部长先生对遇难者和伤者家属的承诺。
但是，死者无权举行集体葬礼，同事不能参加葬礼。因为这可能引起可怕的变乱。在这场灾难面前，伊瓦涅斯·弗莱雷破坏了规矩，让每个遇难者分别下葬。几天后，当局才在教堂里筹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但没有任何工人能入场。即便如此，那个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还有大批治安部队在附近巡逻（后来，主教在省长的压力下，禁止阿里斯教区举行弥撒）。
利用这次访问，弗莱雷调查了罢工的情况，回马德里后报告说，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打垮工人。他看到，如此多的镇压与暴行，都无法使我们屈服。
劳工部与“人才引进”
来自加利西亚和西班牙各地的受骗工人讲述了他们的辛酸故事。我们看到，工会和劳工代表在这桩丑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都是工友们的功劳。下面这份文件证明了那帮人的行径。
这是省劳工代表提供的表格，交由申请用人的单位填写，再交至就业局。我们说过，就业局的上级是马德里的劳工部。
我们抄写的这张表是一位莱昂工人给我们的。这名工人三月份从工会手上拿到了表格。上面的内容是：
“就业局负责人先生
各省调度服务。工作申请（样表由雇主填写）
一：公司信息：
（1）名称：班达斯轧制（比斯开高炉与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毕尔巴鄂C大道36号
（3）工作地点：比斯开 埃切瓦里
（4）工作内容：冷轧制钢
（5）工作地点的员工人数：700
二：岗位要求
（1）需要的员工数量：30至40名小工和职员
（2）年龄及性别：41岁以下成年男性
（3）专业类别：小工和职员
（4）申请时间：四月内，除非另有安排
（5）公司招工地点：莱昂
（6）若要面试，向谁或何处进行：不需要，试用期三个月
三：工作待遇
（1）劳动合同的期限：无期限
（2）正常的工作日之外是否会有加班：是
（3）正常的工作日与加班的总薪酬：工人每天145.60比塞塔，职员每天168比塞塔
（4）健康证明：否
（5）对于每个家庭，有配偶者补助300比塞塔，每有一名子女补助200比塞塔。以下情形提供额外补助：
①：持有原籍省医保或公司开具的证明
②：公司自行到工人住处或就业中心签订合同
（6）若您就职后在公司工作至7月18日，将一次性发放5000比塞塔
四：食宿条件
（1）公司是否提供住宿：否
（2）若公司不提供住宿，工作地点是否提供住宿：是
（3）公司是否提供就餐，若提供，又以什么标准：午餐，每顿约10比塞塔
五：公司补充的条件
上述雇主方所填写的条件均为硬性规定。
本申请一式两份，一并转交工作地点的省劳工代表团与就业局。
若截止期限（第二条第四项）还未招满预订人数（第二条第一项），公司将告知就业局延长参考期限。
若在工作地点的公司体检中（第三条第四项），员工未通过体检，公司将遣送员工回原籍地，退还各项费用。
工人从住地到工作地点的旅费，由就业局管理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承担。
劳工代表 （难以辨认的签名）
写着‘劳工部’字样的盖章
莱昂代表
公司
原件由费尔南多·伊瓦拉·奥拉兰先生签名”
这些组织不允许我们为维持罢工而设立工会基金，不借给我们会场，不帮大伙找工作等等，却全力支持肮脏的勾当，用五千比塞塔的诱饵（干到7月18日就给钱）骗人参加什么“工作促进会”！这就是他们可悲的工贼角色。更过分的是，他们拿所谓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当差旅费！体检这一点也相当恶劣。公司不打算就地给工人体检，只想凑齐人头。人凑够了之后，公司就把质量不佳的“货物”拿预付的邮费退回去。
内政部
这一次，内政部照例迎头痛击了工人争取解放的尝试，堪称轻车熟路。它才不管工人是不是“搞政治”。它只关心一件事：消灭任何揭露体制弊病的行为。更不要说我们这次罢工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反抗力量，推动了团结与觉悟的工人行动。
当局一直找不到下嘴咬工人的适当机会，直到审判结束。当罢工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人采取了遵守法律程序的战术。当局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态不断演变，最终远远超出了自己能接受的程度。
毋庸置疑，当局从一开始就动用了警察机关掌控我们的行动，监视我们的领导者。还有背地里的一系列小动作：协助龚德拉报复工人、向主教施压禁止集会、向安全总局打报告等等。但其实，要么是担心引起丑闻，要么是没意识到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直到二月份，官方才直接下场，变本加厉地弹压罢工。
二月的第一天，警察在巴萨乌里会场门口抓走了代表团成员莫亚，带到毕尔巴鄂警察总局。为了叫他透露组织的情报，警察在局里殴打了他五个小时。他们尤其想知道每天的传单从哪来的，印刷机在什么地方，但最后一无所获。
那几天里，他们还把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驱逐出境。警方和龚德拉在报告上说，要不是奥萨巴，罢工早结束了。2月3日，由于警察抓错了人，奥萨巴得以避开牢狱之灾，暂时离开了。
得知他们对我们同志的企图后，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们给省长写了以下这封信，附上了数百个签名：
“阁下：
以下签名者均为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的工人。来信是为表示愤怒。我们得知消息（似乎现已证实），为了掩盖真实动机，官方以虚伪的理由与借口，下令把我们的同事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驱逐出境。
我们全都非常了解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我们知道，出于对工人阶级的热爱，为了正义事业，他三年来无私地同我们一起工作和生活。
我们知道，他根本不是粗俗的煽动家。政府根据掌握的情报，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的冷静，公司内部的各种冲突都没有演变成暴力和混乱，尽管遭受的不公对待，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我们知道，公司施加了压力，让他得不到工作证件。在西班牙工作的那么多外国人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人人都有证，就他一个人没有。
现在你们要把他驱逐出境。他在西班牙的十五年里，唯一的罪过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还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向麻木不仁的公司讨回受损害的利益——在目前的危机时刻，公司随意丢弃了几百万、丢掉那么多的票子，放任国民经济陷入贫困，给上下游的公司制造麻烦。这就是垄断的特权。不仅如此，它还叫五百多个有尊严的家庭挨饿。——公司不欢迎我们的同事，放逐了他。
为什么要向他下手，而不是让真正的罪魁祸首，让对这场冲突负责、对数百万的损失负责、对因工厂停工在两个半月来给其它公司造成的麻烦负责、对我们的家庭经受艰难考验负责的人，让他们承担责任？
作为同事，我们为他感到骄傲。我们和龚德拉先生一样享有公民权利。龚德拉的意见，当局都听进去了。工人的话难道就没人听吗？假如少一些龚德拉，多一些奥萨巴，就不会有班达斯发生的那么多可耻的事了。
对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下手，就是对公司全体工人下手。我们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致信作为本省首长的您，请您秉公处理，保证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继续享有他至今的一切权利。
我们将此信抄送给了安全总局局长阁下。
我们希望您主持公道，上帝祝您长命百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于毕尔巴鄂。”
当月14日，安全总局下了逐客令，宣布奥萨巴为“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下了“搜寻并逮捕”的命令。
当时，除了要扑灭罢工之外，龚德拉和当局还要利用它来证明罢工的“政治性质”。为了搜查奥萨巴的家，龚德拉向马德里施压，试图在他家找到所需的证据。当局对此事相当重视。2月25日凌晨3点半，一个叫塔马约的人带队，安全总局的几名探员特意从马德里赶到毕尔巴鄂开展行动。在三个多小时的搜查中，七名警官在他的房间里只找出了与班达斯冲突无关的信件和出版物。警察抓走了与奥萨巴住在一起的安赫尔·加西亚·萨拉查。26日星期天，为了让他坦白奥萨巴的下落，问出奥萨巴在罢工中“扮演角色”的证据，塔马约一伙人拷问了他十八个小时。他们还费了好些工夫，试图从他嘴里撬出有关印刷机等等的情报。他们空着（或许因为审讯受伤的）手，带着失败的耻辱回了马德里。（后来，《西班牙警察》杂志六月刊第66号上，《政府警察》版面上发布了内政部的以下指示，表彰镇压罢工及其声援活动的警方团队：
“公开表彰——毕尔巴鄂社会部地区探长……探员……、副探员……
〔译者：下略二十人名单〕
1967年5月9日政府第8931号令。
公开祝贺他们。在此，同样感谢毕尔巴鄂最高警察长官先生和所有比斯开警务人员，以及所有在当地表现杰出者——1967年5月31日政府第8948号令”
龚德拉的计谋再次受挫后，又找政府搬救兵。当然了，他可以说自己跟官方行为毫不沾边，就好像谁都不知道他以前的所作所为，还有他和唐·卡米洛的私交一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请记住我们提到过的，龚德拉等几名资本家提名了卡米洛·阿隆索·维加担任金属业中心总经理。1962年的罢工中，巴斯科尼亚的管理层就靠唐·卡米洛在毕尔巴鄂的这位好友，得到了关厂令。）
三月，马德里下令禁止集会，对我们的镇压又进了一步。
四月，工人的声援运动达到了高潮。在阿雷纳尔声援我们事业的游行中，警方的镇压异常凶狠，打伤了好多妇女。政府对公司的全面支持曝光后，省长发表了一份声明，当地广播电台每隔几分钟就宣读一遍。他抨击工人的立场，逼迫我们复工，说公司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我们再怎么做都是徒劳的。它的内容如下：
“政府获悉某些骚乱分子打算在今天下午举行示威，特此通告，这场示威是完全非法的。示威未得到政府批准，触犯了《公共秩序法》，有关方面会强行解散它。
属于班达斯冷轧公司的工人都知道，除了公司已决定解雇的人外，公司为复工提供了一切便利。因此，西班牙永恒之敌煽动的阴谋已经太迟了，什么也捞不到。这些违法行为将一无所获，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拒不服从当局指示，执意参与示威，只有遭到警方镇压的下场。
我想再次诉诸工人阶级的理性，不要听从最坏的敌人煽动你们违背法律的指示。省长。”
然后4月21日的部长会议上宣布了紧急状态。他们流放了五十人，进行了大规模监禁、审讯、搜查。我们的罢工就此结束。
在办公室里，费尔南多·龚德拉与他在马德里的“员工”卡米洛·阿隆索·维加进行了一场谈话：
“卡米洛！我们终于赢了！”
“费尔南多，恭喜啊！祝贺你的巨大成功！……”
“上帝啊，卡米洛，都是你的功劳，是我们欠你的！……”
这些对话是完全真实的。也许这能证明，我们所处的制度有多野蛮，本书说明的资本主义与弗朗哥政权之间的关系又有多确切。
[1] 龚德拉后来到马德里撤销了这些罚款。——原注
[2] 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Antonio Ibañez Freyre，1913年9月25日——2003年5月9日），西班牙陆军中将，内战期间加入叛军。二战期间志愿参加蓝色军团，参加了苏德战争。1960—1961年任桑坦德省长。1961—1963年任比斯开省长。1963—1966年任巴塞罗那省长。1976—197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79—1980年任内政部长。2003年去世。——中译者注
[3] “萨里亚的嘉布遣”（los Capuchinos de Sarriá）是嘉布遣的一个教区。1966年，那里的修道院举办了一场学生大会，也称嘉布遣大会（Capuchinada）。当时警察包围了修道院三天。这场会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响应。——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