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工人积极分子的思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第三部分思考

给工人积极分子的思考

　　我们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记录这场工人斗争，而是希望以它的正确和错误，为所有在半岛上与资本主义战斗的人们提供经验，对他们的实践有所帮助。
　　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经验有局限性：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工厂的特点、形势的变化、相应的对策等等，都是特定的。但我们真诚地相信，有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在现阶段的斗争中，始终绕不开人际关系问题。其它经验就看是否适用于现实了。
　　在罢工的过程中，斗争达到了高潮。但在此之前，我们还经历了大约三年的磨练。如果把最后几个月的罢工与这三年的行动和组织阶段割裂开来，就无法解释罢工取得的成就。
　　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讲，以下因素使我们产生了集体意识，促成了我们的抗争。
　　简单来讲，就是两方面：技术和人。

技术方面：

一．工厂委员会或小组

　　（1）组织结构及基本方面

　　多年来，与许多工厂一样，班达斯缺少有组织的工人行动，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难以进行严肃的斗争。责任落在了少数人的肩上。更清楚需要以有组织的方式斗争的人，要么他们能力很强，要么属于某个地下小组，要么是有别的特殊原因。
　　1964年5月的班达斯罢工，标志着我们在公司里有了自己的队伍。当时我们在工厂旁边空地上开会，每个部门选出了两名代表。
　　但选举有时并不容易。因此，工人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行动，了解和检验未来领导者的素质，顺便揪出野心家、“大嘴巴”以及必须格外小心的各种投机分子。
　　如果在最初阶段，由于公司的特点或镇压，工人难以进行选举，那么直接召集工人组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临时组建的小组必须采取行动，促进集体意识，直到工人有民主选举代表的意识。
　　选举的时机很重要。有可能的话，必须等到引起普遍关注的事件发生。例如：研究集体协议、奖金变动、发生了影响（全部或大部分）员工的问题或不公正对待。这就确保了选举是民主的，领导行动的是工人，工人感到有人“代表”而不是“操纵”自己。
　　我们像在搞真正的地下活动，因为公司、警察、政府都是一伙的。的确，从某些方面上讲，行之有效的行动会有暴露的风险，公司会盯上我们。但有些风险是必须接受的，选代表就是一例。
　　厂里集会时，顺便进行公司委员会或小组选举的话，就非常方便了。每个人投票前，要让他们会考虑为何投这一票。这些做法都会让管理层得知我们的进展，有可能招致报复，但也会迫使管理层下手更谨慎，更尊重我们。为此，我们必须牢记一条永不落空的法则：立场越软弱，挨打就越厉害。
　　如果很难在工厂集会，可以在上班时间搞选举。但是，始终要以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项工作，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
　　小组的人数与各部门内的人员分配要尽量灵活。就后者而言，重点是考虑人数和个人能力。比方说，某个部门里可能有五名活跃的积极分子，为了所有工人的利益，这五个人都要弄进小组。应当明确一点，小组或委员会不应倚向哪个部门，而要考虑所有人的问题。因此，每个部门的代表人数是次要的，但最好定一个最低人数，确保组织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以便执行协议、收钱、发传单等等。
　　还有一个办法（尤其在大公司里），就是整个公司的部门小组的负责人组成团队。这样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更高，更不易暴露。
　　上述小组定期（比如每两到三个月）或者有重要事态时开会，与基层商议后，做出重要决定、制定新计划、调整行动等等。
　　要明确一点，我们说的“小组或委员会”，与地下组织的成员小组不同，因为后者按照自己的标准行动、制订具体战术。他们的独立性完全是自己内部问题，但他们必须接受工厂委员会的决议。
　　这些地下组织的成员通常都在同事中享有威望，因此会当选小组或委员会的成员。至少在公司的层面上，已经实现了团结，这是工人运动的基石以及取胜的必要条件。坦白说，在我们厂里，大家虽然思想不同、分属不同的地下小组，却还是非常团结。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发生过领导者相互敌对的大丑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工厂小组或委员会看作现有工人力量的统一机构。它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受到工人信任，旨在组织工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它不仅要在公司里领导斗争，还应当代表公司，参与（比如全省范围内）更高的层面上的行动。
　　关于公司代表团，必须指出以下几点。由于他们属于（所有工人拒绝的）官方工会，所以一直存在争议：在工会选举中弃权，还是把自己人选进代表团。主张前者的人认为，选上了也无济于事。主张后者的人认为，这个职务在战术上是必要的。
　　班达斯采取了后者的意见。我们认为，公司代表团是当时公司内部斗争策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厂委员会的人，或至少可信任的人，要选进公司代表团（并非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可信，因为某些群体的大部分人卖身给了资本主义，比如工程师和专家）。
　　公司代表团的战术要害在于：公司会利用它为自己服务，要是它真的为公司效劳，会给工人找一大堆麻烦。合法行动办不成事的情况下，代表团就能合情合理地采取一系列“非法”行动。这样一来，在这么个不断用暴力维持“和谐正常”的体制下，至少能绷紧斗争的弦（这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代表团定义为工厂委员会的合法面孔。为了捍卫工人的利益，需要通过它协调地下战术与合法行动。
　　就我们厂而言，代表们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代表团和联络员的岗位上英勇捍卫了工人事业，因此罢工后遭到解雇。
　　工厂委员会尽可能回应工人的一切需求。在对资本主义及其压迫制度的斗争中，工厂委员会必须保持革命的行动路线，同时尊重成员之间的理念与政治分歧。
　　保持革命路线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的问题无法通过提高工资或者缩短工时解决。的确，我们有这么做的权利，但重点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打倒资本主义，劳动者掌握了工业和土地，我们才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真正解放。不然的话，我们仍处于社会、文化、政治的最底层。以前是我们的父母，以后轮到我们的子孙。

小组或委员会的目的

　　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是，所有道路都堵死的当下，小组或工厂会员会究竟能做些什么？
　　也许是出于经验，我们的回答是乐观的。我们认为，工厂委员会可以采取以下形式，进行有效的抗争：
　　一．建立防御手段：哪怕明知结果不容乐观，我们也要为工人斗争做好准备，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要求引发的。如果问题很棘手，又找不到好的律师，那么事情就麻烦了。
　　二．通过同事的推选，让最有能力和最无私的人参与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是某个团体的领导，而是群众选举产生的“工具”在推动民主的集体协调行动。这一行动能使不同派别步调一致，共同商议与指导行动的各个方面。如果大家是推心置腹，那么采取某派主张的路线，就不会引起冲突或分歧，因为它反映的不过是多数人的意见。
　　三：通过日常行动教育工人领导者，同时也要关注学习、阅读，参加或组织培训班、讲座等等。
　　四：获得斗争的集体意识：当今社会中，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人思考，叫人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秩序。因此，最重要的莫过于唤醒觉悟，使我们懂得为了变革而斗争。
　　如果工厂委员会的行动是有效深入的，很好履行了使命，通过集体的积极参与，就不仅能唤醒少数领导者，还能激发大家的觉悟。我们重复了一千遍，我们的罢工是与同伴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成果。工人最终融为一体，开展了共同的斗争。
　　五：把厂内行动更大范围的斗争联系起来：比如说，通过其它层面（比如省级）组织的公司员工代表，参与相关行动。

为此采取的行动

　　不言而喻，仅仅选出小组或委员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真负责，还要持之以恒。
　　为此，必须好好利用一个重要的工具：集会。的确，举行集会十分困难，但它们非常重要。
　　（1）必须定期举行。每次集会的间隔时间可以不同，但不应超过十五天。
　　（2）必须找到一个隐蔽性强的合适场所。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不建议使用个人住宅。
　　（3）需要指定委员会成员负责通知日期、准备会场等等。尽可能制定会议时刻表，严格遵守计划。
　　（4）需要有人专门安排议程。没有什么是比一场没人知道该做什么的会议更令人沮丧了。他还可以指导会议，避免会场有人“开小会”，确保人人参与到讨论中。会上要研究和解决个人与集体的所有问题。各部门的代表应事先与相关人员做好沟通。
　　在会议上，必须有充足时间商定要在代表团会议提出的事项，提前十天交给代表团会议书记，列入下次代表团会议的议程。如果没能及时提交上去，就在公司内部解决这些问题。
　　（5）最好根据具体事项，落实大家的分工。例如：向法院上诉；工人给公司代表团提要求；管理资金；获取、传递、收集信息等等。很多事情做不成（或者做不好），就因为没人觉得是自己负责的。
　　（6）尽量避免少数人揽下过多工作。要考虑每个人的能力。每过一段时间要检验彼此的工作，采用轮班制交换职责。
　　（7）有时可以让其它工厂的积极分子或能提供特别知识与经验的人参加集会。但要确保此举不会显得集会支持某个地下组织。
　　讨论了集会之后，现在来说明委员会如何履行职责。

　　一．建立防御手段：这或许是委员会最能促进“工人集体参与”的行动。的确，目前在法院和劳工代表等方面，工人都很难取得成果。但是，尽管法律和规定都对公司有利，至少我们能抗议公司的不公平对待，这还有戏。无论如何，反抗总比忍气吞声要好。
　　以下是应当抗议的最常见不公正行为：

　　- 违反规定调整奖金和补贴
　　- 分配的工作高于认定的员工级别
　　- 加班
　　- 不给员工提供保险
　　- 公司代表团不作为
　　- 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口罩、眼镜、手套、通风、套鞋）就要求员工从事危险工作
　　- 非法延长试用期（例如，每三个月重签一次合同）
　　- 医疗条件差
　　- 拒绝给有毒有害的危险岗位发放相应补贴
　　- 非法削减员工班组的规模
　　- 使用童工
　　- 毫无理由就找“经营状况不佳”的借口（为了抗议，最好通过年报了解公司的真实状况。尽可能通过值得信任的人获取一手消息。这对于其它行动也很重要。）
　　- 不公正的处罚
　　- 未履行集体协议或内部规章等等的规定

　　（在抗议上述公司行为时，出发点应该是：争取改善条件能够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像现在反对半岛上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有重大意义。资本主义逼迫两百万工人流动打工，还把累人的工时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法从事别的活动。此外，许多人还对用超额劳动换来的、貌似更高的收入挺满意的。根据法律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五十小时，每年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小时。）
　　我们大家都受过这些行为的损害。但我们感到有人在背后支持和保护我们。这种情感使我们与领导者连成了一体，帮助我们克服了曾多次叫人无所作为的恐惧。
　　至少要搞两种防御手段：法律咨询和罢工基金。

　　法律咨询：

　　官方工会一点派不上用场，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不尊重人，不诚心对待工人的诉求。因此工人完全有必要“另起炉灶”。工人们，还有我们熟悉劳动法的律师，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我们与律师保持着定期联系。另一方面，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最好是在公司代表团任职的成员）至少要对相应规章、公司或省级（当公司没有协议的情况下）集体协议的内容、如何起草申请书、如何给管理层和劳工代表写信等等，有一定的了解。
　　毋庸赘述，为了进行合法活动，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难以获取这些基本知识，搞培训就能帮上大忙。讲师可以是有经验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是专业律师等等。
　　除了教授法律知识，许多情况下，这些培训也能解答工友们的提问、澄清疑问等等。
　　在公司代表团会议上，资方总是利用工人的无知，因此搞培训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不会专门研究工人的种种“权利”。这没有必要，工人积极分子也不感兴趣，但至少要了解我们认为对工人有用的法律。需要了解公司代表团的制度（例如有关投票、召开特别会议等等方面）以及研究不太费力，用处不小又直接影响工人的规定。事关重大的话，如果超出我们能力所及，应当寻求律师帮助。
　　对于大型工厂，最好在月收入上达成协议。较小的车间要视情况而定。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份协议。
　　个人或集体的问题都可以请律师。代表团会议上的事项、集体协议谈判的准备工作等方面，都要征询律师的意见。比方说，一旦发生集体冲突，律师的意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最好是找参与工人斗争的律师。每座城市都能找到这样的法律人。有些城市还有专门负责“劳资纠纷”的事务所，这些事务所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丰富的经验和人脉。当地要是没有这类律师，那就“白手起家”。一种办法是，联合一大堆公司，促成一家专门研究劳资纠纷的事务所。
　　向法院提起上诉时，应当寻求其他工人的帮助，让他们出席审判、推动声援活动，以鲜明的方式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以此支持自己的同志。显然，只有在轮班制的工厂才能这样干。

　　罢工基金：

　　毋庸置疑，半岛工人斗争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没有罢工基金。抱怨民团工会偷走了我们的会费无济于事，只有靠自己补救。
　　尽管困难重重，委员会也应每月收取固定费用建立基金。
　　（可悲的是，就算不罢工，工人平时都掏不出什么钱。）
　　我们把收集的款项用在下列用途：

　　- 律师费：一般每月付一次，数目定期变动。
　　- 通讯和宣传开销、复印用纸、墨水、打字机、印刷机、手续费、旅费等等。
　　- 支付不公平的处罚。这是对抗经济报复、蓄意罚款等的有力武器。工人的“评审委员会”管理这笔钱。这个评审委员会可能就是公司委员会，或者委员会任命的几名工人。工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扣了工资、失去工作和工资等等，都会向它寻求帮助。评审委员会将做出最公正的裁判，决定是否支付部分或全部的罚金。
　　- 特别需要的费用。我们指的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这笔资金不能与用于疾病事故的基金混淆。后者是合法的，虽然工人往往管不到它。这里指的是秘密收集的钱，要直接用于工人的斗争。
　　- 声援其它公司、罢工等等。同样，非常紧急的情况才能动用它，因为给其它工厂筹的钱应与每月固定收取的款项分开。

　　这些活动不总会动用基金，因为花钱要有先后顺序。同时，每月收款的方式也很重要。以下面为例：
　　（1）建立罢工基金得找大家都关心的时机。要让同事知道，捐不捐钱完全是自愿的，还要让大家明白这样做的好处和用处。
　　（2）每月收一次款，收款日必须固定，但可以接受自愿捐钱。
　　（3）指定专人收款，或者按照部门、办公室、车间、工作班次等进行收款。重点是，每块地方都要有人负责。为此，我们建议根据全体工人的名单，安排整座工厂的收款任务。
　　（4）提供收据，写明支付数目和相应月份。一份给收款人，一份给付款人。只要不署名的话，这些收据是不会造成危害的。
　　（5）指定专人管理基金，定期查账。
　　可能有些同事会有所抵触和怀疑，但捐款是自愿的，所以不会有谁受到损害。用不了多久，当罢工基金发挥作用后，一般可以适当提高收取的数目，但这同样会引起抵触。
　　有一点必须注意，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由于罢工基金的用途，管理与收取基金的人会遭到针对性的迫害。

　　二．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来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工人领导者是它最重要的财富。
　　在目前的形势下，并不是所有工人都能发挥领导能力，发扬斗争本领与献身精神。因此，已经行动起来的人有责任带动所有同事，特别是具有领导者资质的人，投身到积极分子的生活中。
　　如今，有许多团体，它们在诸多方面上，都在努力招募为解放工人世界而斗争的新人。作为公司内的一个小小组织，除了参与行动之外，工厂委员会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
　　但或许，委员会能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把各派积极分子的力量统一起来。我们说过，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必须作为一个工具，统一不同地下小组在公司里的行动。这是一种普遍的方法，因为在工厂或车间里，就算没有什么“小组”，也能搞委员会。必须强调，如果公司里有地下小组的话，它们应当在委员会中追求两件事：第一，齐心合力投入行动，为所有人服务；第二，让成员通过委员会开展活动^[1]。因为地下组织都有一个大问题，它们的成员不能有所作为的话，就会因此而消沉。
　　公司里活动的工人积极分子，应当尽可能地发掘出更多领导者。没有什么比若干人包办一切更糟了。
　　对于这项工作，我们的建议是：

　　- 尽可能多接触同事，了解他们的潜力与能力。如果觉得谁愿意加入，就跟他谈话。启发大家对问题的认识。
　　- 通过身边现实证明我们在方方面面受剥削。引用数据，例如半岛上每一百个工人子弟只有一个能上大学。
　　- 委员会会议上花时间汇报各部门募集人手的情况。
　　- 给他们分配较小的职责，帮助他们获得经验。
　　- 让他们加入各部门的团队。

　　积极分子的人数越多，工作就越有效、越深入。比方说，发生罢工时，只有准备充分、久经考验的团结队伍才能发挥作用，把罢工坚持下去。班达斯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关于委员会搞培训的目的，我们不可避免遇到困境。半岛上所有“反对派”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它在工人中间引起的特别困难了。问题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我们是应该专注于行动，还是相反，应当专注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此，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多年抗争得出的结论。
　　厂内工人组织的第一阶段，甚至在后续的阶段上，我们认为显然行动是主要的。通过行动，领导者可以发展新人，实现对新人与工人集体的真正教育。教育不仅着眼于个人与集体意识，同样还有理论与人文方面的具体内容。下面是部分有关内容。

　　- 通过分配（需要进行准备和了解的）具体任务，增强责任意识
　　- 组织和开展会议与厂内集会等的能力
　　- 通过需要准备的活动，磨练领导者必不可少的演说能力
　　- 团队合作精神
　　- 通过公司的行径、公司代表团的讨论、工人受到的迫害等等，认识阶级斗争

　　每一天里，我们都在悄无声息地活动着。我们厂里就是这样。看起来它与别的工厂没两样。但是，当罢工爆发时，它就能惊人地凸显出这些年的成就：集体意识、团结、领导者们的准备等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学习教育。也许第一阶段就该打基础，有了基础之后，再用深深植根于基层与行动的思想教育来教导大家。没有头脑空空如也的行动家，也没有脱离日常斗争，只想指挥人的理论家。但目前把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不容易。
　　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考虑到个人在能力、潜力、意愿等方面的差异。关键是，两头都要抓：富有教育意义的行动与为行动服务的教育。光说不做只对资本主义有利，反之亦然。
　　也许工厂委员会在行动（也意味着对工人的教育）中起了主导作用，但也不该忘记学习的重要性。应当鼓励每个人读书，参加研讨会和讲座。有时，必须与别的人员与工厂建立联系。应当提供笔记、小册子、书籍等一切有助于激发觉悟的东西，以便工人能够明辨是非，自由地接受革命的思想路线。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最大程度的坦诚，不能按照个人倾向行事。

　　四．关于如何培养集体意识、如何鼓励众人的积极参与，相信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少。
　　沟通是很重要的。委员会必须通过成员，通过各部门的小组，使每位工人都掌握最新动态，听取建议与批评、澄清疑惑与担心。为此，我们从早到晚都要保持最大的耐心和坦诚。
　　为了便于交流，有两样工具特别重要：传单（或宣传册）和厂内集会。
　　尽可能定期分发探讨内部事务的传单，其它工厂的话题也可以考虑。要非常小心，因为传单会招致严厉的镇压。如果感觉情况很危险，就少发一些传单，只有在影响公司的紧要关头才发。关于其它工厂话题的传单，最好让厂外的团体印发。
　　工厂集会是全体工人的大会。我们在集会上研究问题、讨论解决方案、表决决议、审查先前的行动、筹备选举等等。它的价值不可估量。应当定期集会，例如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会议的筹备。组织方面的所有问题，委员会都要在特别会议上考虑周全。应当以各种方式鼓励工人的参与和批评，也就是说，鼓励真正的集体领导。
　　出席率会因时间和问题重要性而大相径庭。必须确保开会时，大家都有空闲时间。即使最后出席率不超过20%，也算是成功了。当然了，有时参加人数会达到40%、60%、80%。
　　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思想教育，但始终要采取便于理解的简明形式。这也是分发小册子、贩售书籍的好时机。
　　尽量找一个合适的会场，但要始终保持警觉。

　　五．为了保持革命性，必须把厂内行动与外面的斗争联系起来。
　　大家都懂得，公司层面的孤立行动是无法摧毁资本主义的。不能忽视每个公司小组或委员会的重要性（尤其考虑到我国的斗争主要是城市工人开展的），它们要成为游击队，要利用更高的机动性、战线的数量优势、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等等，在每个公司里，创造出工人阶级在特定时机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胜算就在于，工人要在工会、政治、文化阵线上，协调一致行动。
　　为此，每家公司的委员会和小组要共同努力，直到实现整个半岛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团结（我们的敌人也懂得要团结。今时今日的资本主义愈发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巨型国际垄断资本的麾下）。
　　指出统一或协调行动的具体方式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只提出有助于它们的方法。

　　- 各个公司、小组的积极分子之间建立联系。
　　- 学习如何（至少在行动中）实现团结的具体经验（从各方面来说，班达斯罢工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子）。
　　- 始终争取游行示威、总罢工、公共基金等。
　　- 传播有关冲突的消息，以便取得半岛或国际组织和团体的支持。
　　- 在会议上推动问题的讨论。
　　- 声援罢工和解雇等等。
　　- 当心各种“逢×必反”的立场。我们指的是死抱着老一套观念不放的团体和个人。在他们眼里，一切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
　　- 如果有人怀着私心，危害团结的话，不管是谁，都要坦白地予以谴责。
　　- 最后，要在各省、各民族乃至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协调工人力量的组织。

　　我们真诚地相信“分裂”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直面它，至少在真正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团体之间，应当克服分裂。
　　为的只有一件事：我们事业的胜利。

人际关系方面

　　本章开头说过，我们的某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斗争中绕不开人际关系问题。好吧，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尽管许多人会觉得这是“多愁善感的”和“神秘的”。
　　在目前的局势下，半岛镇压了一切形式的反对活动，我们被迫转入地下。而“地下”意味着怀疑、猜忌、不断分裂等等。这种气氛是完全有害的。真是令人窒息。团体之间的分歧加剧，缺乏建设性的批评成为了家常便饭。流言满天飞。情况危急，却没人出面力挽狂澜。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和政权有利。
　　结果是，许多战士见此情形，都束手束脚的。
　　作为斗争的参与者，我们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和压力，同样的猜忌、分裂、无力……
　　当然了，即便如此，我们自认为积极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不让它们阻碍团结、理解、活动，索性没有酿成恶果。因此，我们相信，地下活动造成的客观问题是能够克服的。为此，需要领导者改变这种氛围，播下和解的种子，通过对话、建设、努力，克服困难。
　　对于领导者（受到同伴认可，要为共同斗争承担特殊责任的人）的形象，我们想从自己的经验中，举出若干方面来。
　　具体方面如下：
　　责任感：真正的工人领导者会投身斗争、行动、教育。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与阶级兄弟一起，为了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具体到工厂和更高的层面上，意味着：
　　第一，领导者要会思考。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思考眼前的问题、应对的策略、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此外，他必须让自己的想法在工厂委员会内部的小组中接受批评（当然了，也不妨碍在其它小组或组织中讨论。但有关讨论通常是公司内部进行的）。
　　如果严格遵照了上述要求，那么这种思考，这种对公司现实的不断分析，必然提高行动的能力。工厂里有这样一群领导者：他们能够代表同事。他们思考、定期开会、策划行动。工厂因此成为了一个有机单元，得以融入更大的斗争机体，实现重大的行动。
　　思考和策划行动，这意味着需要决策并付诸实践。
　　第二，领导者在职责范围内，应主动出击。许多情况下，正因为缺乏个人思考或害怕做决定，有些人才循规蹈矩、踟蹰不前。对于斗争来说，就像在我们的罢工中，最糟糕的莫过于犹豫不决，永远等他人先干起来。可以说，如果领导者不投入行动，就算厂里已经组织起来，不论做什么都要付之东流。

动机　意识形态

　　以上种种都需要严肃的理由（一种精神已经呼之欲出了），使领导者的斗争与牺牲取得充分的意义。
　　这意味着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头脑与心。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但领导者要懂得斗争是为了什么，是反对什么。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认识到必须摧毁它，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由人民掌握权力。
　　只反对公司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就好像是，只有你有权利拿到更高的工资^[2]一样。
　　因此，为了明确思路，需要阅读，想方设法充实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生活、社会及其组织的一套观念。当然了，思想路线的探索必须始终坚持革命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建立在对生活现实与历史经验的严肃深入研究上。毫无疑问，由于目前缺乏教育，许多工人很难分清一种思想是否是革命的。要找寻革命的思想，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想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愿意严肃研究我们所处的现实，准备采取最有效的方式作出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有头脑的”领袖。
　　但这还不够。领导者必须有“心”。这个词蕴含着一系列情感：他渴望成为表率，用真诚的献身带动他人。他渴望与同事建立友谊，与他们融为一体，尊重他们的缺点与局限。他要起来反抗不公，对一切压迫义愤填膺。他行事光明磊落，渴望为了团结而奋斗，满腔热血地寻求一切有助于阶级兄弟解放的事物。他抵制资产阶级作风，努力消除受资本主义影响的他人的自私与逃避。
　　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精神、有爱、有热情的领导者。真正拥有它们的领导者会把自己的知识和希望传递给他人。为此，他通过行动、友谊、朴素，加入到他人当中，促进集体的觉悟，使大家怀抱热情投入斗争。领导者是他人的鼓舞者。他抛弃了天真的幻想，明知步履维艰，仍坚定保持着对胜利之日的希望^[3]。

对话：统一的要素

　　我们已经指出，工人力量的分裂是不容忽视的痛苦事实。它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在公司生活中，也许是因为我们朝夕相处的缘故，这种团体之间的分歧与对立频频暴露出来。
　　否认不同思想、看法、观点的存在，那就荒唐了。这是人的本性。但最要紧是，应当在这些分歧上建立行动的统一，甚至在真正革命者的思想中求同存异。
　　这就要求领导者们持有开明的态度，能够摒弃宗派主义和“逢×必反”的立场，但要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拥趸。
　　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在斗争中进行对话与合作。
　　此外，工厂委员会也是这些团体共同开会的地方。在所有的会议上，无论策划什么行动，都要怀着最大的诚意，正直地行事。如果发现有些团体形迹可疑，“撕下外衣”或者打破团结都毫无建设性。积极的做法是把话讲明白，要求他们做解释，然后……继续前进。
　　不用说，在这项协作中，必须抛开“我是老大，你们都得听我的”的心态。在协调不同组织、不同思想的群体行动时，要听取不同意见才能做出决策。因此，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大家，只能以民主方式让大家接受。
　　也许，领导者最需要的品质就是包容、理解，做事有建设性，以友谊铸成团结，拒绝无原则的明争暗斗，留着力气打击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
　　在如此有害的窝里斗气氛中，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实现工人行动的统一，也就是说，为我们的事业创造胜利的条件。
　　然后，我们还要批评最消极的人和团体：尖酸刻薄的人；制造分歧的人；冥顽不灵的人；满脑子“女巫”和“怪物”的人；只支持自己团体提出或开展的行动的人；处心积虑占便宜的人；谁都不想得罪的人；相信全部真理在握的人；活在过去而不审视自己的思想和其它事物变化的人；不问动机与目的，一味批评和指责的人；还有完全丧失了革命意识，泡在空谈里的人。
　　的确，我们在罢工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但说实话，所有的地下小组（至少是基层成员）都配合了我们的抗争。不过，到了关键时刻，某些地下小组的领导人却试图缩小罢工的影响，也许只因为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没能让斗争打出他们的名号。此时此刻，我们班达斯工人要问：罢工苦斗了五个多月，却还没有扩展开来，这难道正常吗？当斗争的客观条件变得不利时，总是大谈“总罢工”的团体，为了这一目标竭尽全力了吗？难道还有比这场罢工更合适的时机吗？同样，我们还可以说，某些团体之所以批评罢工，只为了反对其它团体，只因为罢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不想再纠结陈年往事。我们想说，基层活动者全身心的支持，并不总是出于工人组织的本意。相反，某些组织的反革命性质暴露无遗。这至少是我们许多人的感受。我们认为，每个组织都应当回顾自己与其它组织的所作所为，先放下毫无意义的争执。
　　假如现状仍旧，那么实现工人解放的巨大动力，不会来自各个反对派组织的“最高会议”，而是来自基层工人的行动。它会使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傲然挺立。我们希望，假如班达斯没能办到这一点，也至少接近了这个目标，使之成为了可能。
　　我们真诚地相信，有些消极因素正是某些工人组织造成的。它们在多年的艰苦斗争条件下，迷失了真正的目标。饱受迫害的地下活动，无疑会使人疑神疑鬼，使他们惯于说谎、不相信任何人、见到谁都怀疑是敌人。简单讲，就是变得不近人情、极端冷酷、斤斤计较、党同伐异，甚至变成反革命。
　　但是，如果意识到了所有的分裂、流言、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招致的后果，就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局限。
　　为了克服分歧与猜忌，我们付出了不断的努力，这或许是我们厂保持团结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剑拔弩张的罢工中，我们的领导者也定期开会，以便审视行动、批评立场和态度等。他们的话语真诚而严厉。有时会发生个人矛盾。但最后，大家倾吐了苦水，情谊和团结更进一竿，洋溢着信任与乐观。因为我们确立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开放的、纯粹的，没有个人的小算盘。它促使我们追求目标，不断寻找最合适的办法。
　　在日常集会上，我们也始终在培养建设性的批判精神，这是不相信人民的某些人不具备的品质。人民能够克服千难万苦，为斗争付出牺牲，愈发意气昂扬，最终取得完全的革命觉悟。
　　总之可以说，班达斯斗争的这些年，不乏缺点、错误、局限，但我们用建设性的健全活动巩固了团结，这种活动基于友谊、理解、对话、批评，以及为集体服务的共同行动。如果有人在为行动编织理论公式时（正如加泰罗尼亚的工人活动家罗维罗萨^[4]就说：“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实用”），却忘了在里面注入一种精神，一种使斗争与磨难获得意义的工人的希望，那就太可悲了。
　　如果我们主张的革命是“以人为本”的，那么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处理好斗争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实现我们对工人团结的渴望，团结起同样遭受压迫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