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中译者序
几十年来，中文世界对于战后工人运动所知甚少。但我们至少可以引进国外的经验，从六七十年代革命浪潮的成功与失败中学习，为今后的斗争指明方向。我们要做的，是将阶级斗争的火种保存下来。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可行的道路，工人阶级必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这本书的故事正是工人斗争的典范。埃切瓦里班达斯的轧制工人在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的领导下，凭借集体的意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实现了弗朗哥独裁时期的伟大壮举，实现了一场当时无法想象的163天之久的罢工。它也是独裁时期最长的、最精彩的一场罢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班达斯罢工教育和鼓舞了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工人运动浪潮。
正如前言所说，这本书是由工人自己写下的，关于他们罢工的历史。它蕴含着工人们朴实的情感与意志。在翻译的过程中，工人们的团结与声援活动也让我深受感动。
我们对书中讲述的故事可能不会太过陌生。班达斯在那些年里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而生产出价值的工人，拿到的只有微不足道的工资。按照汇率来说，当年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我们能直观地看到班达斯工人的境遇。书中提到“龚德拉的财产估计超过十亿比塞塔……这两家公司为了建立班达斯冷轧，投入了25亿比塞塔”，然后是“到了1962年……（每位工人）所有的收入……每月不会超过两千五百比塞塔”、“在1962年的巴斯科尼亚罢工中，人们发现有212人的年收入少于两万两千比塞塔”。在罢工发生前，管理层想尽办法不给工人签协议，不肯在经济上让步；克扣工资，提高工作量；故意对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而后，工作条件和待遇上的恶化变本加厉，最终引发了这场罢工。
战后资本主义繁荣、产业转型以及弗朗哥国家为进入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改革，也为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也是六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潮，在西共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工人委员会”陷入危机后，从班达斯罢工（1967）到哈里·沃克罢工和勃兰索尔罢工（1970），工人阶级自己领导了斗争，检验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策略，这些尝试点燃了整个西班牙，热火朝天的斗争在七十年代蔓延开来。从西亚特、洛卡到巴塞罗那港口，曾受左翼政党束缚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真正的力量对弗朗哥国家予以痛击[1]。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格外熟悉。当时西班牙的社会氛围是保守的，文化也受到了不断的国家压制。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暗潮涌动。同时，西班牙工人遭受着严厉的镇压，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阶级工会。尽管他们在国家面前好像束手无策，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一切斗争的可能性。
因为斗争仍然是可能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群众前进的脚步。况且西班牙工人当时面对的是比今天中国工人更不利的条件。在反抗中，工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发现了自己有反对一切残暴、无耻和不平等的力量，反对这个建立在谎言和神圣规则上的社会的力量，他们在斗争中感受到自己成为了生活的主人。他们让资本主义及其镇压都变成了笑话。资方使出了全部典型的手段，对工人用尽了浑身解数，甚至调动了国家机器的力量，这些都打不倒站起来的工人阶级。
班达斯的创举，关键在于工人中间的自我组织，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出于本能而这样做的，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将成就无比的事业，并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一个典范。工人的自我组织，在斗争中提高了群众觉悟，推动了动员与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阶级也愈发团结，他们在集会中成长，并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智慧。不是成事不足的左派“领导”，而是工人自己成为了斗争的主角。
正如书中所说，地下环境对于学生和工人组织都是相当有害的。各种工人组织虽然尝试参与群众行动，但也有阻碍斗争的一面。比如说，书里也质问这些组织，为什么在大好形势下没能发起总罢工，虽然没把话说的太重，可以看出工人对这些组织非常不满。就好像工人在斗争的时候，还要顾虑到这些组织一样。没有理由怀疑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对工人事业怀有的热情和美好愿望，这也不是光靠批判就能解决的“路线”问题。问题在于思路，当时的左翼工人运动认为，工人的觉悟就是服从左派的正确领导，于是各派只想着拉队伍，由自己提供政治领导，而没有推动基层斗争和自主组织，在斗争中提高群众觉悟。他们看重的是对工人日常组织的控制力而非阶级利益，甚至为了议会中的便利，阻碍和反对当时的运动。
至于为什么翻译《我们的罢工》一书，因为它是由工人斗争的参与者亲自书写的故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勇气与团结的榜样。工人运动离我们太遥远了，人们早已忘记了，群众自发和自主建立的组织，以及在斗争中得到锤炼和发展的阶级意识，到底是什么样子。劳动群众的自觉行动，正是实现自我解放的唯一道路。在工人中间蕴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书中描绘的未来是可以实现的。正是共同的理想跨越了半个世纪，将我们与班达斯工人联系在一起。
但将本书引入中文世界是一件偶然的事。要不是朋友推荐了这本书，可能这本精彩的传记，连同西班牙工人的斗争记忆仍然不会被中国工人所知。感谢推荐了这本书，并一直在为阶级事业寻找文献的朋友，还有记录下这场罢工的老战士们。而我只是在尽我所能，做我能够做到的事。
与那个年代不同，我们已经没有真正寻求变革的革命者了。我们还没年轻过，就开始学着老一辈的样子讲话和思考，早已失去一切健康的直觉与反叛精神了。想要凭自己的思考找一条出路，这也是很难的。毕竟我们所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由领袖或先锋队，再加上正确的理论完成的。二十世纪的积极分子基层斗争传统并没能扎下根，或者说一点也没留下。引进文献也是为了找寻这一失落的传统。
本想在这里记录下我自己的生活，但发现自己写不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话，在表达生活时，用的都是家长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语言。这里没有文化，更没有对文化的需求。为了寻求答案，我曾经历过漫长的思考，也犯过许多错误。当我发现这个可悲的生活绝不是必然的，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可以实现时，又陷入了无力和迷茫。这个完全保守的环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也没法教会人严肃的斗争。在这里，我做着最大胆的梦想，尽可能地成长。我反对上一代人，又感到和这一代人格格不入，我痛恨他们的麻木和愚蠢，这个生活的一切又是难以置信的荒谬。在这样的氛围中，怎么会不感到烦恼呢？不管是哪个年代，对旧规则难以忍受、反叛传统的人，总会有相同的烦恼，他们与旧式家庭、学校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总是相同的。不管怎么说，我对新一代是充满信心的，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漠不关心，就是对自己无力掌握生活、对强加给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反抗，他们已经很少相信这个无视他们意愿的社会承诺的美好未来了。总有一天，青年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虽然我最富激情、充满幻想的学生时代都被无谓的事情消耗了。我的经历可能不会留下什么，但这些历史文献所承载的信念与希望将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翻译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让我回到过去能否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我的缺点有很多，或许并不是最适合斗争的材料。但谁又是“适合斗争的材料”呢？革命能够实现每个人的价值，随着斗争的深入，阶级社会所认为的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将消失。我不承认阶级社会的成功标准，斗争也不是留给伟大人物的工作。人应当自己解放自己。
多亏了疫情，我才有空闲翻译一些著作。《我们的罢工》其实去年挺早就翻译完了，但为了对读者负责，我必须把译稿校对到令我满意的程度。本书由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感谢Rodrigo解答了校对上的诸多问题并进行了部分校对，还有龚义哲、李星与吴季对文字润色与定稿提供的重要帮助。我对自己成为这本书的翻译感到十分荣幸，我很喜欢这本书，也对它的价值抱有信心。
2021年3月29日
补充的话
时隔三年多，该回头把《我们的罢工》再校订一遍了。
今年年初（2024），我翻译了另一本西班牙的罢工当事人写的小册子《哈里沃克：罢工六十二日》，里面致敬了《我们的罢工》，说受班达斯罢工的启发非常大。借此机会，是应该改一遍早年的译文，何况这本书相当重要。不然不晓得等到猴年马月。
读完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实在太好了。不过校对下来，我发现当初在翻译表达和理解上的问题太多了。读者也说译文“生硬干涩”。当然，都怪译者当时的水平不够，翻译经验太少。我为此很是自责。
我记得当时，书里很多地方我都看不懂，现在一眼就能看明白了，为啥呢。21年下半年，我又学了一阵子西班牙语（之前也是完全自学的），写了写题，想考个证。读写部分过了，但听说部分差很多，后来作罢。我想了想，主要还是我这几年坚持翻译的缘故（英语和西班牙语各半吧）。每隔一段时间，我都感觉之前的译文不忍卒读（安德烈乌·宁的文集、毛林的《走向第二次革命》、讲西班牙战后工人斗争的《自主斗争》、这本《我们的罢工》、讨论阿根廷“肮脏战争”的《上帝的刺客》、综述意大利战后阶级风暴的《黄金暴徒》，以这个先后顺序，都可以归为“早期作品”），需要改的地方太多了。以后有机会统统校订一遍。
我认为要习得一门技艺，至少要五年的艰苦练习与不断反思。对于翻译来说，更是如此。改正学校教授的欧式汉语是第一关。你还要写写随笔，读读经典小说，看看文学大家（包括文化特务）关于汉语表达的理解。不过，练习与思考是最主要的。
这只是我的个人之谈。我从事阶级话题的翻译工作快五年多了（有一年因为个人原因啥都没干），翻译了十一本书（没记错的话）和一堆杂文，也只能说稍微有点感觉。刚开始翻译的时候，我还特别懵懂，对译文完全没有把握。我还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怎样才算好的译文。翻完《我们的罢工》之后呢，直到搞《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工资低到吓死你》、《工人组织者的个人经历》（译名暂定）、《卡车司机的力量》这段时期，我才有了一点点自信。到最近的《哈里沃克》和塞尔日的《德国革命见闻纪》（译名暂定），下笔时，我终于不像无头苍蝇了，为此花了五年时间和两位数工作量。
当初算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翻译的。我知道，我翻得未必有多好，但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做我能做的事。有那么一股劲。
至于为什么参加翻译，我想是因为很多偶然因素。我也是初中看《资本论》的那种家伙，大概是想受人崇拜，显得与众不同吧。但我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疑惑，我需要寻求解答。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的，到头来也没怎么样，还是个糊涂蛋。
高中毕业，本来想学医的，读精神病学（高中有段时间在看弗洛伊德），家里死活不让，最后读了个不感兴趣的专业。我上大学的前两年，还在大繁荣中，社会没现在这么浮躁。身边人该玩的玩，该刷履历的刷履历，唯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人跟巴甫洛夫的狗一样，见到活动就参加，见到学分就要拿，我觉得毫无意义。不管我问谁，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谁都答不上来。我不知道上大学有什么意义，混日子太痛苦了。哪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然后呢，稀里糊涂地通过网络，我找到了阶级话题的翻译素材，从此开始了翻译之旅（一直没好意思讲，我高中曾经翻译过一本工具书，不过很糟糕，后来也不知道丢哪儿了。当时也是有劲无处使吧。可能我和翻译挺有缘的）。
过了半年，疫情来了。现在想想，疫情真是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许没有疫情，我可能待在校内，看着身边同学考研，也跟着考了，或者对未来有别的规划吧。谁知道呢，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
不说大革命家，就说小人物吧。在我翻译的那本美国工人活动家自述集里，一个受访者说，这辈子干工会吃了很多苦，但叫他重头来过，他也无怨无悔。不知道十几二十年后，我会不会这么说。
关在家里上网课时，我翻译了早期的三四本书。翻译很累，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高度集中。我一般起来泡杯茶（一天要喝两三壶），从早上九点，一直翻译到六点，累了就起身走走，吃完饭可能再继续一会儿。家里倒是不管我在做什么，反正看我在忙，“忙点好啊”。后来我干脆在客厅里翻译校对了。
我的生活很枯燥，没什么乐趣，行程很固定。我也不擅长享乐，吃饭没什么讲究，不怎么消费，好在能省下钱。挺像清教徒的。我总是很忙碌，常常在脑子里设想计划，争取提前完成，老是搞得压力很大。但要是有人问我：你总是在忙什么呢？我只能打马虎眼。
坚持翻译是很困难的事，可能因为我个人有些偏执的毛病，所以才能坚持下去。那么，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做这些事有什么回报吗？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认可。到底图什么呢？
我觉得当代人不可能做没有回报的事。
你问我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想做点什么。
这些文献的价值，可能我作为译者，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当时的我只是觉得，总得做些什么，就像是完成某种义务。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做得做些什么。
后来上了班，翻译也没停。那可真够辛苦的。回头看，这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翻下来的。当然很多译稿还在校对。
最重要的还是讨论，要阅读思考，所以不是光翻译就完事了。很少有人翻译具体工人斗争相关的文献。翻学术性左翼文献的不少，但很少有相关的讨论。我一直觉得，思路是最重要的。我们总得从上世纪的失败中总结出什么，避免后人重复犯错。因为错误都是思想误区，是阶级社会再生产出来的。我觉得总结经验就是现阶段的历史任务。
另外，本书的附录我暂时没有翻译，包括报纸和书的摘录、工人律师的陈述、工人和神父的声明。其实不多，有空补上吧。
2024年9月1日
[1] 有关战后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更多内容（包括弗朗哥时期的运动，格拉纳达、洛卡与巴塞罗那港口的斗争等等），可参见《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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